原创《刘勰通变观其生成语境》：本论文可用于刘勰论文范文参考下载，刘勰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摘 要〕 “通变”观是在前代资源的基础上、时代风气的契机中产生的,并非刘勰的创见.刘勰谈的“通”,是通晓“体”的意思；“变”是指具体作品的变化,谈的是“用”的多样化问题.以“体用”关系来解释,并不是说“通变”完全等于“体用”.“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是刘勰通变观的一大创见,由此通变观不仅是文学发展观以及创作方法的问题,更延展到个人才、气等层面.
〔关键词〕 通变；体用；文化历史语境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1-0075-04
《通变》篇是《文心雕龙》创作论的一篇,“通变”不仅是刘勰倡导的创作论,具有理论层面的价值,更是刘勰躬身实践的研究方法.因为评价不同的文学体裁必然要在“通”上做功夫,只有对各种文体有了全面精准的把握后才能界定不同文体的特征.而要对具体作品做出公允的评价,更需要在“通”的基础上有识“变”的胆力.关于《通变》篇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研究路向：其一,对《通变》篇主旨的研究.以纪昀、黄侃、范文澜为代表的复古说,以陆侃如、牟世金、王运熙为代表的继承和革新说,以刘永济为代表的常变说,以童庆炳为代表的会通适变说.其二,从词源学角度,考察“通变”一词的内涵.其三,以“宗经”为背景,诠释“通变”.另有,陈允锋认为通变观是《文心雕龙》全书的批评方法,呈现出随事立体、遵时取论和随文立言三个特点.以上研究或从创作论的角度入手研究《通变》篇宗旨,或从词源的角度探究“通变”内涵的演变,或从方法论的角度挖掘“通变”的深层价值,研究成果显著却仍存在着思考和言说的空间.本文将通过梳理文学批评史中的“通变”意识及“通变”提出的文化历史语境,勾勒刘勰通变观的生成语境.
一、 文学批评史中的“通变”意识
“通”、“变”二词最早出现在《易传》中,研究者对此多有论及.也有论者认为“通变”最早来自道家,《易》将道家的通变观引入儒学体系,刘勰又将通变观引入文论领域.实际上,刘勰以前文学批评领域虽未能提出“通变”观,但也出现了“通变”的意识,为“通变”观的提出奠定了基础.正如《序志》篇所言,“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瑒文论”、“陆机文赋”等等都是刘勰所熟知的文献,正是在前代资源的基础上“各照隅隙,鲜观衢路”,他才能以更为宏通的眼光论文叙笔,弥补前 论之不足.故而,本节将抛开“通变”一词在哲理层面的发展进程,而试图在文论史上寻找“通变”观的蛛丝马迹,以呈现“通变”观的前代思想资源.
“通变”意识最早表现在文学领域的“古今”讨论中.汉末魏初以降,政局混乱,儒家君臣观念淡薄.在思想文化领域,经学日渐衰落,僵化的思维模式开始松动,各种新的思想观念层出不穷.在文学领域,儒家固有的文学观已经很难诠释文学之意义,关于文学的价值、如何对待古今文学等讨论相继出现.曹丕《典论·论文》从今人对待古文的态度入手,明确反对时人“贵古贱今”的态度,开启了文学领域的求新求“变”意识.迨及晋宋,文坛趋新之风已经走向极端,“通变”的眼光应运而生.陆机《文赋》有“颐情志于典坟”、“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的说法,在创作论的层面表现出了“通变”意识.挚虞讨论了不同体裁的“通”、“变”特色,如他这样评论赋的发展史,“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赋》、《和熹邓后颂》,和《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傅毅《显宗颂》,文和《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体之赋,而谓之颂,失之远矣.”[1]（190）这里,挚虞的“通变”意识表现为：一方面以古代的雅正标准要求今文,认为马融等人的文辞和雅正的古体相差甚远.另一方面,则肯定扬雄等人在雅正基础上的文辞之变.论及诗歌时挚虞又提出了“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1]（191）的观点,就又显得过于保守,只强调通古之标准,不讲新变了.
和挚虞时代相差无几的葛洪在《抱朴子·钧世》中,明确表明了今盛于古的文学观点.“今诗和古诗,俱有义理,而盈于差美”[2]（207）,这是说古诗、今诗都具有思想性的前提下,今诗的博富、雕饰胜过古诗的醇素.换言之,单纯追求文辞形式,毫无思想内容可言的“变”是不在今盛于古的行列之中的.这一点刘勰也非常赞同,如《正纬》、《辩骚》都讲“变”但有正确和否之分.葛洪的“通变”在某种意义上又有高于刘勰之处,他讲：“然古书者虽多,未必尽美,要当以为学者之山渊,使属笔者得采伐渔猎其中.”[2]（206）大胆提出了正确对待古文就是要有扬有弃的主张,刘勰通变观虽然也强调以个人情性为依据进行多样化的创作,但未能全面破除对古文的敬畏之情.以上观点阐述了不同体裁、不同层面的“通”、“变”问题,在文学批评史上是开刘勰通变观之先的.
二、 作为创作论中的通变观
在阐述通变观之前,刘勰先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文学发展观,即文是在“变”和“不变”（即“常”）两种因素的互动中发展的.“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3]（519）所谓“有常之体”,指诗、赋、书、记等不同文学体裁,各有自己的特点和写作要求.“体”在这里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是各个文学体裁和其基本艺术特征之间相互协调且相对稳定的文体内在规定性,是文章的风格、文辞的选用等諸多特征所构成的特定文学体裁的整体特征.正如詹锳所言：“体,谓体制,包括风格、题材、文藻、辞气等项.即《宗经》篇所谓‘体有六义’之体,亦即《附会》篇所谓‘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鲠,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之四事.”[4]（1079）每一类文学体裁,都会有一些难以逾越的规则需要遵循,这便是“有常之体”.但具体到写作过程中,作品的具体面貌又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刘勰谈到“变”的问题.“变”是说文章的文体特征虽具有内在规定性,但也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最终形成风格迥异的作品,如个人才性、时代、地域等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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