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电视音乐传播价值学的新成果》：本文是一篇关于新成果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价值学研究,不仅在人文学科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在艺术学、乃至音乐学诸学科研究中,也仍然是一个尚待更多积累,并且在一系列有关音乐价值观等理论起点问题上需要有更多论证的学术领域.而在此基础上,将价值学研究与电视音乐传播现象的研究相结合,根据较为充分的材料,在历史文化坐标中,从多种角度对我国当代电视音乐传播中呈现出的价值取向以及其中反映的价值观,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和论证,最终形成较为系统的研究性成果,这对于当代音乐研究而言,则更显做到稀罕而重要.何晓兵先生的《从中心到相对：电视音乐传播价值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正是国内第一部对电视音乐传播现象进行较为系统的价值学研究、并有新的理论拓展的学术著作.
读者可以注意到,该书作者可说是音乐学与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背景兼具.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作者在这两个学科领域分别完成了硕士学位和与本书研究直接相关的博士学位的攻读,有可能在边缘学科地带产生新的研究成果,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不仅在民族音乐学的田野工作和课题研究中下过苦功,通过对白马藏族民歌的实地采风调查,实践了在中国音乐学院所学的民族音乐学理论,并且也在诸多在全国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电视音乐节目的组织、策划和一直下到边疆村寨的拍摄和制作中,以及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教学过程中,积累起绝对不是书本上能获得的实践经验.正是在这样的实践基础上,作者据其理论修为,从学理层面和实践层面的结合中,对不少旧有“公理”性认识提出独到的证伪陸认识,集中研究大陆电视音乐传播的价值取向及“民族化”转向,从而构成该书自身的理论特色.
就像作者在书里“自序”中所说,“在本书中提出问题应该比解决问题更有意义”.这部书所提出的问题,不论是学理层面的还是价值判断层面的；不论是经搜集、组织的材料和阐述,还是直接针对大陆电视音乐传播价值取向提出的一些相当深刻、甚至非常尖锐的问题；不论赞同与否,都值做到身处当代的音乐学子、甚至文化政策的制订者给予直面关注.特别是面对每一位读者都有亲历经验的当代电视音乐传播现象,面对学术研究中的不同观念,有不同的见解是非常正常的.任何一家之说,也都会被人放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也正是因为这个论题具有其特有的现实针对性,提出了不少打破某些思维定势的“问题”,因此,如何面对或答复其中提出的问题,才更具有挑战性.无论是理论的研究还是实践的对策,不能直面问题的态度,恐怕只会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在书中的“绪论”中,我看到这样一条材料,“以电视收视行为为例：据央视一索福瑞媒介研究(C)统计,2004年中国电视受众每天的人均电视收视时间为151分钟”.这其中,包括综艺节目在内的各类电视音乐节目的收视时间,又会有多少?这样一种受众面极大的现代音乐行为方式,在当代音乐研究中应当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其不容忽视并且需要突出强调的地位,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而本书的作者,在面对这样一个虽然直观而文化含义深刻、熟悉而难有深入系统研究的问题时,是敏锐地选择并抓住了直接影响到这一“行为一事象”的起始环节——价值判断思维.并将“价值观”作为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作为全书讨论的出发点和贯穿主线.此可谓“纲举目张”.
全书的主要内容,可以从“两种价值观的对峙”、“大陆电视音乐传播的四种价值取向”、“大陆电视音乐传播的‘民族化’转向及其环境动因”这三个方面进行概括.
书中第二章即以“两种价值观对峙”为题,分节论述文化价值的“中心观”与“相对观”.虽然这两种对峙的文化价值观不仅在实际的音乐生活中仍然存在,甚至曾经在情感态度上形成对立.但是,这种对峙的冲突也开始转化.这种对峙往往由于国际学术视野的扩大和全人类的观察视角,而形成更多的认同,如20世纪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发表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对提倡和保护文化多元化的意义,做出了符合文化价值相对观的多种阐述.
书中的第五至八章,则从“国有体制下的趋利主义”、“职业音乐中心”、“欧美音乐中心”、“流行音乐中心”,分别谈“大陆电视音乐传播的四种价值取向”.虽然其中有作者较为个性化的学术表述,不少认识也必然会引发不同的意见、评价甚至争论,但是将其视为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来看,在学术研究中也是正常的.需要指出的是,其中结合电视音乐传播的价值取向,对“国有体制下趋利取向导致的行为失范”及其形成、表现和动因的揭示和分析,无疑是深刻的；而其中对“大陆电视的流行音乐中心价值观”及其形成基础的分析是充实的.其认识不仅具有国际视野,并且对流行音乐作为音乐产业充分利用媒体传播、获利,媒体出于赢利性动机利用流行音乐,最后形成经济学意义上的流行音乐与媒体的互动行为,依据实例做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书中对商业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商业电视的定义以及电视台的三大收入(执照费、广告费、政府拨款)与电视音乐的关系等问题,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阐述.
书中提出的“谁是电视的‘大众”’这个问题(见书第272页),不是停留或满足于一般的理解,而是从经济、政治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不同,对社会管理阶层、市民阶层、农民阶层做了区分,继而从货币的“收入”、“储蓄”和“消费”三项指标去分析“出钱养活电视的到底是哪一个阶层”?继而提出,“电视的生存,是由受众(以购买商品的方式)通过商品生产商、广告商向其(以广告播放费形式)投资而做到以保障的.等这一行为方式的结果,就赋予了电视鲜明的阶层文化色彩”(274页).并最终认定,“在目前的中国大陆,具有这样特征的受众人群只能是市民阶层”,而“电视不得不把自己打扮成市民的同类”(276页),从而自觉成为属于市民阶层文化的流行音乐的掮客.并提出“对电视音乐的内容种类的商品性分析,可以流行音乐为标本”(284页).同时揭示出在“多方参与的‘经济一娱乐’利益互动行为中,流行音乐的电视传播行为只是以‘娱乐’之名达到经济目的的手段.对于电视及其利益合作伙伴而言,流行音乐的传播本身并不构成行为的目的；流行音乐在这个多方合作的传播过程中,不过是充当了一个黏结各个利益群体的*纽带而已”.这就是“娱乐经济”的真相.(298页)
该书在最后一章,以文化人类学的“背景——中景——前景”关系梳理研究的方法,以近年来中国大陆地区发生的若干具有文化转型意义的相关事实为证据,对近年中国大陆电视音乐传播中民族化转向的环境动因,以及出现的以“民族化”概念来指称的各类事象,做了多种分析和价值判断,并指出了这一转向对当前中国音乐文化以及未来发展的意义.这方面,作者认为“导致大陆电视音乐传播价值观调整”的文化和艺术动因,“首先是基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这个经济学原因”,以及“中国人的文化自尊和自信做到以重新确立”,将此视为“导致大陆电视音乐传播价值观调整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原因”(360页).并指出,“中国大陆音乐类种与风格在20世纪的传播中长期呈现的单调化、同质化局面,正在经历一个向以民族化为典型趋向的多元音乐文化并存局面的转型过程”,“中国人的文化(艺术)价值观正在摆脱‘欧美文化(艺术)中心’为主导的各种价值中心观的长期控制,而朝着以‘民族化’为趋向的相对价值取向变化”(360页).
任何文化建设在实质上都是一种主动选择的结果.实际上,我国的电视音乐已经成为对当代社会音乐文化建设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传媒之一,甚至在相当多时候具有绝对影响力.电视音乐对于公民音乐文化素养的提高,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文化的研究中重视文化价值判断这个重要的“行为一事象”,最终仍然要面对当代音乐文化建设中的各种实际问题.可以说,正是在这样一种重视文化价值判断及其主导作用的认识过程中,我们才会比以往更深切体会到由此必然引导出的现实问题：中国大陆电视音乐应当如何调整其价值观,同时克服某些不利于电视音乐健康发展的内在的矛盾,并在实践中对中国电视音乐的未来趋向做出自己的选择.
作者单位：中国音乐学院
新成果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电视音乐传播价值学的新成果为适合不知如何写新成果方面的相关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新成果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