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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疯子廖澄湖曾经画过一张艳粉街的地图,并且标明了大部分建筑的来历,地图是用钢笔所画,一丝不苟,远看像一片蓝海.他比我大三十岁,在艳粉街扫厕所,却是我的好朋友.几十年前国家内乱,他是雕塑系的学生,大概是在学校不太听摆弄,给下放到了艳粉街.据别人讲,到了艳粉街他也不老实,弄了一个什么反动泥塑,结果被红卫兵逮住,剁掉两手的中指,再也捏不了泥巴,这便是疯病的由来.廖澄湖的疯病在我们友谊持续的时间里（这段友谊大概持续了一年）发作过两次,一次是冬天,一次是秋天.冬天那次他走到街对面修自行车的老董头那,看到一个过路的男人正从老董头的炉子里拿出一根柴火,去烤已经冻住的气门芯儿.廖澄湖双手袖在黑棉袄里,站在那看.老董头已瞄了他半天.廖澄湖对男人说,朋友,手伸出来看看.男人不知所谓,把手伸出来,廖澄湖说,哈,果然多了一根,说着从袖子里抽出菜刀砍去.老董头一脚把他踹倒,又把刀夺走.的,下次再到跟前来,给你噶了,扫你的粪坑去.说完老董头把菜刀扔进自己的工具箱里.一九九二年秋天,我十二岁,廖澄湖四十二岁,一起去艳粉街中心的影子湖边给他的朋友烧纸,他的疯病第二次发作,想要抓住我,结果掉进湖里淹死了.这个故事没啥意思,不讲了,这里要讲的是,他留给我一张艳粉街的地图,不但记录了艳粉地区的大部分道路、山岭、湖泊,还记录了几乎艳粉街所有的建筑.
父亲有姊妹三个,他是老二.大姐嫁到锦州,是个护士,有时通信,我识字之后,父亲就让我代他写信,他口述,落款都是我们家三人.她经常在信里邀请我们去锦州过年,可是我们从来没去过,据我自己揣测,一是大姑还不知道母亲已经离开父亲,跟同事去南方做生意,再未露面；二是因为没有合适的衣服.有时大姑寄来些钱,父亲也都原封不动退回,信里只写些琐事,大都慎重挑选.父亲失业之后酒喝得勤,信也不怎么看了,不过我已熟知他的口吻,可以像模像样地回信.父亲从来没提过老姑,但是我知道我有个老姑,大姑曾在信里提过,并且叮嘱父亲和老姑恢复联系,因为她收到消息,老姑也搬到了艳粉街.父亲似乎并未注意此事,自己家的老幺搬到了离自己很近的地方,或者再动脑筋想一下为什么老姑也会落魄如此.他先是卖掉了自己过去亲手打的炕柜,然后又把黑白电视机搬到了后街的杨三儿家,卖了三十块钱.学费在学期初已经交过,倒还能支撑几个月,但是冬天来了,父亲并没有买煤,这让我有点惶恐.这是母亲走后的第二个冬天,第一个冬天时,父亲还能勉强把煤坯打好,堆在后院的小房里,但是煤打得很差,掺进了不少黄泥,经常在灶堂里蹿出浓烟.第二个冬天已经初露端倪,路口大杨树的树叶掉光了,修车的老董又在摊子旁点起了炉子.夜晚待在家里,是极难熬的时光,窗户的缝隙里已经有了霜迹,炕是凉的,父亲穿着棉裤和棉鞋,歪在炕上喝酒,方桌上只有一只白梨,他小心地用小刀剜着,然后把刀横在嘴边,卷进梨去.
第一场雪来了,是一个傍晚时分,不是很大,但是很黏,雪片不易分辨,如同粉末.我放假了,第二天不用去上学,炕上铺的地板革像铁片一样凉,父亲的双腿伸在桌子底下,沉沉睡着,屋子都是酒味儿,装酒的塑料桶就放在他身旁.天彻底黑下来,我拧开塑料桶盖,倒进父亲的玻璃杯,喝了一小口,辛辣无比,脑仁发胀,不过好像确实暖和了一点.父亲坐了起来,说,我做梦有人偷我酒喝.我说,不好喝.他蜷起脚,给我腾了点地方,说慢点喝,先用舌头压住,暖一暖,然后咽了.我又喝了一口,比第一口还要难喝,五脏六腑好像挨了一拳.父亲从兜里掏出了几颗花生米,喂进我嘴里.你知道艳粉街是个啥形状?他说.我说,圆的.他说,对,从上面看像盘蚊香,一圈一圈的.他把身上披的工作服拽了拽,盖住脖子,手指沾了点酒,在桌子上画了一个圈,说,我们家在东边,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你的学校在南面,每天上学走这条路,路过公共厕所,红星台球厅,春风歌舞厅,是吧.我的厂子在北面,挨着影子湖,现在黄了,不知道成了啥样.我说,听说还在产拖拉机,杨三儿就让找了回去.他说,嗯,应该是厂长自己的了,不需要工程师.你按照上学的路线走,走过学校,走过孙育新诊所,走过影子湖,再走过煤电四营,再走过一条火车道,就到了艳粉西街.那有一个小教堂,你老姑在那,她叫张雅风.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走过一次,大概需要一整天,这个冬天你去老姑家过吧,开春再回来.我说,我不去,我不认识老姑.他说,她认识你,你出生的时候她来看过你,你俩见过面.去的时候带着你大姑写给我的信,她一看就知道你是我儿子.我说,我不去.他说,我找了一个工作,在新民,吃住都管,带不了你.我说,爸,你又能当工程师了?他说,打更的,开春我就回来,明儿一早雪停了我们分头走,睡吧.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已经快中午,嘴里还有酒味,头有些沉.父亲不见了,我身上盖着棉被,父亲的军大衣叠在旁边,上面放着我的绒帽和手套.桌上有两个豆沙包,屉布盖着.我坐起来看看窗外,雪已经停了,白得耀眼,一串脚印向东延伸而去,从我家往东走有一个长途汽车站.路对面的老董头戴着皮顶子,正用铁锹挖着房门前的雪,他的哑巴儿子大老肥把雪往远处踢着.我把豆沙包吃了,屉布冲了冲,搭在灶台上,然后翻出大姑的信和廖澄湖留给我的地图.我把地图摊在桌上,用食指循着父亲指的路线,我的学校旁边用蝇头小字标着：艳粉小学,翻建于五十年代,艳粉屯小学堂旧址.煤电四营旁边标着：为何叫四营,不知,未听过一二三营.沿着煤电四营往西,很远的地方,几乎到了地图的边缘,有一个小建筑,写着：光明堂,旁边标注：主体木制,二层,建于二十年代,“”时我的批斗会就在这里,拜老高所赐,留下两根手指.
光明堂这个建筑说是二层,廖澄湖却画得极高大,看上去有十层,且在旁边字的结尾处,画了一个小像,方脸大眼,看上去是个女孩儿,不知是什么意思.
我把信和地图,还有假期要写的作业放进书包,为了防备白天走不到,我还装了一个手电筒,然后穿上军大衣戴上帽子手套,锁好门,向西走去.雪没脚踝,乌云已散,阳光大好,路两旁矮房的房顶,都是平整的雪,看着憨厚可爱.公共厕所前面排着队,有人手里拿着痰盂,有人捂着双耳,嘴里叼着烟卷.我的学校大门紧锁,看门的老人正用扫把扫雪,他扫得很慢,好像也在晒太阳.老孙站在诊所门口做操,手指衔着脚尖,从窗户能看到诊所里两张按摩椅,其中一张上躺着他的儿子孙天博,在睡觉.又走了好久,看见了影子湖,洁白无际,平整如刀,从旁边绕过,之后的路就完全是陌生的,从没来过.我第一次知道艳粉街的面积这么大,影子湖以西,是一条漫长的土路.我便沿着路走,感觉到汗从身体里渗出来,似乎永远走不到尽头.两边时而出现旧的矿坑,时而出现小丘,完全另一派天地.太阳要落下去了,我的双脚都湿了,棉鞋好像沉了两斤.面前出现一片大杨树,树枝上都挂着雪,风一吹摇摇欲坠.从杨树林穿过,看见了火车道,火车道已经被雪覆盖,不过路基高出一块,尚可辨认.我登上路基,面前一片坦阔的空地,两个小女孩儿正在堆雪人,看上去都比我小三四岁.我问,光明堂怎么走?其中一个较高的说,什么糖?我说,光明堂.她说,再往前走,有个小铺卖酒芯糖,这么大了还吃糖.另一个矮的站起来,看着我笑.热了,军大衣我拿在手里,后背背着书包,湿了一片,帽子摘了,估计头上冒着热气,看着是有点怪.高个儿蹲在地上,开始给雪人的脸找眼睛,矮个儿的还是看着我,我有点不耐烦说,你笑什么?这有个光明堂,你们都不知道.她说,火车就要来了.我说,你说什么?她说,火车就要来了,绿色的.我从路基上走下来,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由北往南,一个黑点驶来,头上也如我般冒着热气.车厢大概十几节,窗户紧闭,将阳光折进我的眼睛.那是我头一次见到火车,硕大无朋,隆隆巨响,如同天外来客,杨树林有几坨雪掉在地上.我哑了半晌,从书包里拿出地图,没错,再往前走,就应该能看见小教堂.高个儿的女孩已经给雪人安上眼睛,一个眼大一个眼小,好像斜睨着谁.矮个儿的凑过来看,我指着地图说,再向前走,拐个弯就应该是,两层,木头的.矮个儿说,你说的是工人之家.高个儿兀自端详着她的雪人,没有回头,说,向前走,右拐,胡同口把头的就是.我把地图收好,说,你们认识张雅风吗?矮个儿说,你去工人之家找吧,她现在应该在.找她干吗?我说,没事儿,给她捎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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