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掘金印度》：本文是一篇关于掘金印度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 来自中国的手机公司撬动了印度的移动互联网市场.
在创业者吴磊的眼中,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就像另一个“深圳”.这里7月的气候凉爽并且经常下雨.和政治氛围浓烈、强文化属性的首都新德里相比,班加罗尔的人们没受太多的束缚,你可以看到满大街穿超短裙的女孩,没有人带有质疑的眼光.
班加罗尔还有活跃的硬软件公司和创投生态.两年前,吴磊的团队在印度上线了一款新闻聚合类应用,当时,在印度发展的中国创业公司十个手指都数得过来.现在,在他住的区域,红杉资本、经纬创投、顺为资本、复星资本等风险投资机构的印度办公室陆续出现.近一年,一堆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海外办公室也开始出现在班加罗尔,最典型的代表便是快手和今日头条.
“中国公司多起来也就是这三四年的事.但今年很不一样,很多国内的风险机构都来了.”春节之后,他感觉到来自中国的投资机构明显活跃起来,“顺为、复星过年之后真正开始投了,启明创投、鼎晖投资都在动了.”
全球排名第五的GDP总量,每年7%左右的增长,这些数据让印度看上去更像是“下一个中国”.
“所有来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人口摆在那儿,超过10亿的就这两个国家.”万洪对《第一财经周刊》说.2015年,万洪从华为印度分公司离职,在班加罗尔创立KrazyBee,向当地大学生提供信用贷款服务.整个公司迄今只有他和联合创始人来自中国,其余上百号员工都是印度本地人.
让万洪决心留在印度创业的原因便是这里的4000万客户规模.整个印度有4000万大学生,每年新毕业大学生人数大约1000万,比中国还多,他们多数学习理工专业,但很少人在校期间就拥有电脑和智能手机.这群人有贷款的刚需,却没有信用卡.
更重要的是,和中国*贷行业的红海市场不同,印度尚未出现同类型的大公司与他在此竞争—刚刚步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印度商人还不太知道消费金融的生意是怎么一回事.
无论在印度首都德里、港口城市孟買,还是班加罗尔,你都能在生意场上碰到越来越多的中国淘金者,规模达到数千.倘若算上那些跟着公司来到这里工作的中国人,数量就更多了.不同于印度尼西亚、泰国等有华人社会基础的东南亚国家,在印度这块新大陆,这是来自中国的创业者第一次成规模地深入当地的商业生活.
2016年10月,手机品牌一加的创始人Carl Pei把Emily叫进办公室,询问她有没有意愿去打理一下印度市场.当时,2014年就进入印度市场的一加仍然只有亚马逊一种销售渠道.当地团队也很精简,管理当地生意的是一位名叫Vikas Agarwal的印度籍职业经理人,他手下只有个位数的人负责跟亚马逊对 接.
抱着看一看自己的能力边界究竟在哪的心态,1988年出生的Emily接受了外派.跟她一同到达印度的还有用于开设线下门店的上百万美元资金.在此之前,自我定位为互联网品牌的一加从未在任何市场开过实体店.
和中国分散的安卓手机消费者有所不同,Emily很快便发现印度市场还是*经济,人们没那么喜欢在网上购物,有门店的产品会更被用户认为是大品牌.在此之前,率先进入印度市场的小米、OPPO等品牌也是靠着门店陈列,让印度北部城市的人们最先知道智能手机是怎么一回事的.
避开小米和OPPO们热衷的北部市场,一加把第一家实体店开在了南部的班加罗尔.店铺总共3层,一楼作为展示区,二楼用作交流和售后服务,Agarwal和Emily等员工就直接在三楼办公,一有时间,他们就可以走下楼去店铺里跟用户交流.
在此之前,一加CEO刘作虎并没有对印度的实体店销售抱有太高的期望,从长期来看,他认为中国才是一加最大的市场,但在竞争相当激烈的中国市场,一加的整体策略仍然是“求 稳”.
但到了2018年的春天,班加罗尔带来的消息让他大吃一惊—定价4000元的高端手机OnePlus,一个月的销售超过了5000台,这几乎是国内一线手机品牌一家店销售数量的10倍.此外,一加的整体销量在印度高端手机市场位列第二,超过了苹果,仅次于三星.
前几年针对印度市场的保守策略称得上是一加走过的弯路.某种程度上,班加罗尔的实体店落地之后,公司才真正算是在投资印度：建立与用户直接沟通的营销团队、租用工厂实现本地生产,以及接下来还要再在亚马逊销售排名前10位的城市都开设实体店.
“我们看到了海外的环境和中国的竞争有些不一样.”刘作虎说,“国内的用户太分散,印度的人群基本都集中在一线城市,或者前十大城市.”
一些中国创业者甚至习惯将德里、孟买和班加罗尔分别视为印度的北京、上海和深圳.
班加罗尔看起来的确很像深圳.这座南部城市80%的人口是外来人口,从Infosource和Witro软件园开车30分钟进入市区,拐进一条叫“Brigade Road”的单行道,感觉也像到了深圳华强北手机一条街.三星正在街尾装修,准备开出一家新的销售门店.同一条街的另一端,来自中国的一加、OPPO和vivo的店铺相距不到50米.
中国手机公司发起的价格战已经持续了三四年.在零部件都需要从国内运到印度再组装的状况下,小米依旧把红米的价格做到了与国内同价的599元,这不仅是所有智能手机中最低价,也与当时印度市场的功能手机价格相当,其他手机品牌不得不降价应 战.
这段时间内,印度自身的商业环境发生了重大转变.莫迪政府在2017年统一了全国税收,结束了印度各邦的分税制传统,这意味着同样一个包裹不需要在行经各邦时计算复杂的税率,在印度经商变得更加容易,过去难以从事的全国贸易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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