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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徐观潮先生推出其历时数年打造的四十万字长篇历史小说《名将陶侃》1,读罢启发感触良多.陶侃（259—334）,祖籍鄱阳郡枭阳县（今江西都昌）,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的曾祖.作为晋朝的名将,陶侃为东晋政权的建立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唐德宗时,他位列武成王庙六十四将之一；宋徽宗时,又被奉为宋武庙七十二将之一.该书将陶侃的生平功绩和两晋兴亡的历史进程结合起来穿插叙写,在塑造陶侃这一历史人物的同时,较为全面真实地展现了晋代政治倾轧的历史场景和人性本相,读来不禁让人掩卷而思.有关两晋的历史小说,此前已有明代杨尔曾的《东西晋演义》（又名《绣像东西晋全志》）、近代蔡东藩的《两晋通俗演义》、今人孙峰的《两晋风云》等2.相对来说,近年来所出版的历史小说,所描写的时段多集中在明清时期,如二月河、唐浩明、熊召政、刘斯奋等人所撰系列小说.有关两晋的历史演义类小说不太多见,而专叙陶侃的历史小说则一直阙如.单从这一意义上说,徐观潮的《名将陶侃》就具有填补空白的意味,其价值不可小觑.
一、历史理性的“阑入”式书写
著名学者吴宓曾将小说比喻成“固体化的人生”3,可见小说和人生（放大了就是历史）的关系非常紧密.但小说何以是固体的?人生也好,历史也罢,就好比是一条时间的河流.这条河从过去流向未来,它流动不居,本无定数.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种特殊样式,从人生历史之流中截取一段,设定时空的开始和结束,从而筹划并规约了人物的行为、性格、命运等诸多方面.使得读者能够对这段原本瞬息迁改的生命时间之流进行审美静观,从而反观并印证自己正在或将要体验的生活和历史.因此,小说必须先将人生（历史）进行固化处理,才有可能在有限中见出无限.吴宓的比喻当然也包括历史小说,但不同的是,历史小说不能仅仅止于将生活和历史固态化,因为历史已然具备坚硬的史实基础,历史小说家不可能像其他作家一样任由想象在历史场域中驰骋.展开了的翅膀只能在高垣厚壁的历史迷宫中小心穿行,可见历史小说的创作难度.
创作历史小说,有点类似于房屋装修,设计师必须依照房屋的结构进行规划装饰.哪里是承重墙,哪里是排烟管道,哪里是玄关,等等,都不可随意更改,否则就可能破坏房屋的结构,影响房屋的整体安全.正如毛宗岗点评《三国演义》所指出的,该书的优点就是“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因此“堪和经史相表里”.毛宗岗还比较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读《三国》胜读《水浒传》.《水浒》文字之真虽较胜《西游》之幻,然无中生有,任意起灭,其匠心不难,终不若《三国》叙一定之事,无容改易,而卒能匠心之为难也.”4 清人谢鸿申也持类似的观点：“识者无不以《水浒》胜于《三国》,愚谓《水浒》非《三国》匹也.《水浒》笔力固推独步,然注意者不过数人,事迹皆凭空结撰,任意而行,似易为力.《三国》人才既多,事迹更杂,且真迹十居 ,如一团乱丝,既不能寸寸斩断,复不能处处添设,若自首至尾有条不紊,固极难矣,而又各各描摹,能不遗漏,似觉更难,乃作者好整以暇,安置妥帖,令人不觉事情之繁多,而但觉头绪之清楚.”5 关于《三国》和《水浒》谁优谁劣的问题,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6.我这里想探讨的是,历史小说的创作难度及其可以拓展的书写空间在哪里?正如前人所指出的,《三国演义》堪称历史小说的范本7,它给后人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东西,包括史料剪裁和虚构的搭配,形象塑造的辩证法,叙事方法的巧妙运用,等等.众所周知,《三国演义》的创作有《三国志》可供参照,所以其中所叙述的事情有“七分是实的,三分是虚的”（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其他的历史小说也可以或者也必须这样做.
徐观潮创作《名将陶侃》,显然要参照《晋书》等史料,其中也应该是实多于虚.问题的关键在于,其中的“实”和“虚”以什么面目呈现出来,两者各自扮演什么角色?无论“实”还是“虚”,都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场景.当然,文学“还原”不同于历史“还原”.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意味,更能表现事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因而更接近事物的真理.也就是说,文学（小说）也可以还原事情的真实.这里的真实不一定是历史事件本身,而是超越历史现象之上并引发、推动、规约着时世治乱的内在规律,也即历史理性.所谓“历史理性”,包括两种内涵：一是指“人类历史过程中所固有而可以为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所领会和揭示的规律、目标、动力机制等”；二是指“人们在面对过往历史时所凭藉和展示出来的认识、领会和把握过去的精神结构和智力装备”8.前者是历史自身发展的规律（历史理性）,后者则是人们研究历史所秉持的理性姿态和智识结构（史学理性）.细读《名将陶侃》,可以发现作者所要揭橥的历史理性,实际上包含了上述两个维度,且前者为隐性,隐藏在情节的编排、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后者为显性,直接显现在小说的叙述话语之中.可见,作者在创作时,就携带了一种非常自觉的史家眼光和历史感,这种历史感产生于作者和历史展开的每一次对话,并且集腋成裘,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最终影响到他的小说创作.试举几例：
该书第四章“伐异己权臣互捧杀 马孝兴自荐平胡叛”9,叙述晋武帝司马炎刚登大宝,一直努力思忖着如何当好皇帝的问题,作者代替人物展开了大胆的想象性思考：
司马炎当初没有当皇帝挖空心思想当皇帝,现在当上了皇帝才知道这个皇帝不好当.每天睁开眼睛看到的是大事,闭上眼睛梦里想的还是大事.其实也不是事大,而是小事到了皇帝这里变大了.
等
当皇帝,如果就是下下诏书,那也好当.怕就怕大臣你说你的理,我说我的理,把一个小事说成了大事,把一个简单的理说成了复杂的理.
等
司马炎当皇帝还琢磨到了一个理：凡事反其道而行之.
等
当皇帝难,还不是琢磨理,而是琢磨人.
以上内容虽挂名司马炎,但未必有文字史料作依据,由作者發挥的可能性更大.稍作留意就不难发现,该章中出现了一个高频词—“琢磨”,由此也产生了一个涵盖历史理性的关键句：“做皇帝就是要懂得琢磨人.”章节的大部分情节也经由“琢磨”连缀起来：
精神考古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精神考古和灵魂重铸为关于精神考古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考古发现与探索答案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