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喜悦和纠结》：本论文可用于纠结论文范文参考下载，纠结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获得最后胜利.然而,因为中国国内政治分裂和国共斗争的现实,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对日处置,不似其他同盟国那样纯粹和简单,而是掺杂诸多复杂的政治考量.抗战胜利给 带来由衷的喜悦和欣慰,同时也带来新的纠结和烦恼.在 的心目中, 取代日本,成为他在处理战后中国诸般问题时的头号对象,而本来是战争结束后首先需要直接面对的对日处置,甚而退居 决策的后台.
胜利的喜悦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停泊于*湾的美军“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投降书, 在日记中写道：“雪耻的日志不下十五年（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后, 开始在每天日记的起始处写下‘雪耻’二字,几无中断）,今日我国最大的敌国日本已经在横滨港口向我们联合国无条件的投降了,五十年来最大之国耻和余个人理念所受之逼迫和侮辱至此自可湔雪净尽.”
9月3日,是同盟国方面战争胜利纪念日, 巡视重庆市街,自记曰：“十一时半由军委会起检阅,沿途民众其发乎内心之一种情绪,对余所表示敬慕爱戴之精神,狂欢热烈,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卅年之苦心和奋斗,惟见此略得宽慰耳.”
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举行, 在日记中写道：“本日为革命第一次在广州起义纪念日,而日本在南京投降典礼正于今日举行,实为本党五十年革命光荣和胜利的一日.”他还在当周的周记中,再次将9月9日称为“我国最光荣、最快乐之一日”.
在实现全面抗战前后, 曾经过政策的调整,在他认为“最后关头”未到之时,对日本也不无妥协让步.为此, 曾经备受国民党内外各方势力及舆论之责难,也曾经受到日本的轻视和侮辱.值此抗战胜利之际, 总算可以扬眉吐气,一抒胸中之积郁.12月11日, 飞到北平视察,当日记载说：“城池之伟大壮丽,可爱极矣.一别十年,而今又得莅临,回忆往日在平约见日本驻华司令梅津而不之理,侮辱备至.今在日寇缴械之降,然后重来此地,其情绪自不相同.”
12月17日, “阅报得悉,日本战俘、七七时之首相近卫文麿,曾扬言非打至蒋某屈膝不休者,昨已自杀.黑龙会首领之一、《朝日新闻》社长绪方竹虎亦以战犯惧审而自杀.近卫实为七七战事之祸首,余以其非武人,故未列战犯名单之内,而美国仍列其为战犯而不能幸免,是诚所谓天网恢恢矣”.
直到1945年底, 在回顾当年诸事时,还兴奋地写下了“中华民国最大之敌寇日本帝国主义已被消除,感谢上帝！”
对于日本投降的喜悦之情,可以理解为发自内心的、由衷的情感.日本侵略,不仅给中国带来无穷的灾难,即便对 个人而言,其间也历经许多磨难,甚或是危及个人身家性命的极度危险.在战时首都重庆,日本飞机的轰炸,使重庆市民遭受惨重的牺牲,而即便是作为国民党领袖, 同样也需要不时进出防空洞,也不能完全脱离日本飞机轰炸的危险.据他记载,1941年8月2日,日机“连炸四日而且时间每日连续在八小时以上,民众在防空洞辛苦极矣”；11日,“晚十时睡后,子刻起敌机又连夜不绝,连炸三次等梦中但觉炸弹和机声时起,震动寝室”；30日最为危险, 夫妇在重庆的官邸遭遇日机空袭,蒋“被炸未伤,而妻在北洞口只差数秒时间,几乎只隔三步,其危更甚.”“以此推想,重庆全市之同胞,乃至全国各城市被炸受难之同胞,其精神和体力之苦痛困难更不堪设想矣.”“每念同胞之惨悲,不啻泣鬼神而动天地.如此民族,若再不复兴,则宇宙正气灭绝,公理沉沦,岂复有人类生存而言乎.呜呼,浩气长存,中华永世之基础,全在此民族绵延一线之正气乎”.无论是作为身受日机空袭危险的个人,还是作为国家领袖对于治下民众的一份责任, 的如此表述都是完全合乎其内心反应的.所以,当胜利最终来临,曾经残暴的日本军队不能不向中国缴械投降,中国民众也包括 本人,再也无须担忧日本飞机的夺命侵扰, 的胜利喜悦和民众的胜利喜悦是一致的、同步的.
“以德报怨”的得失
虽然 在日记中表露了他对抗战胜利的内心喜悦,但是,这种喜悦并非完全表现在他的公开言论中,相反,他在抗战胜利后的对日公开言论,却表现出一定的克制和收敛,态度基本是平和宽容的.
1945年8月15日, 在为日本投降发表的演讲中提出：“我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和‘和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和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该特别注意的.”此后, 在这里说的“不念旧恶”和“和人为善”,被称之为“以德报怨”.虽然 当时并无这样的表述,但是,他自己以后也认可了这样的说法.1946年3月21日, 接见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指示“对日本所持‘以德报怨’政策之要点”.故此,“以德报怨”也可以被理解为 战后对日政策的基调.
和战后对日“以德报怨”政策的基调相对应, 在战后对日本的处理方面,基本采取了温和而低调的方略.在日本的国家体制方面,还在战争结束前, 即主张对于日本投降后的天皇处置和国体问题,“坚持由其国民自决,联合国不应干涉,以免造成中日两国历史上之遗憾也”.战争结束后, 继续坚持这样的态度.实际上,保留天皇制可以说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时提出的唯一条件,而 的主张,正合日本的要求,战败的日本方面对此是满意的.日本中国派遣 司令冈村宁次认为,这是 的“宽容”；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石原莞尔认为,这是 的“胜而不骄”.或许,这也可以被理解为对日“以德报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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