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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汤敏论文范文资料 与对话国务院参事汤敏互联网时代新师徒制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汤敏范文 科目:技师论文 2024-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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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人的成长,参和新的教育革命,是中国未来能够在世界竞争中保持先进地位的根本保证.现在又是互联网时代,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推出“新师徒制”,是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

追忆逝水流年

《新经济导刊》:今年正值中国恢复高考40年,也是高校扩招第18年.除了诸多重要社会头衔,您还被称为“中国高校扩招之父”.可否分享一下关于高考、谏言扩招的一些重要的往事.先从高考谈起吧,高考前您在做什么?

汤敏:1971年,我高中毕业,分配到南宁四中当了一名数学老师.那时我只有18岁,只比我的学生大一点,有的学生长得成熟,比我更像老师.最关键的是我们当时的知识储备都不够.

我讀初中时赶上 刚开始,停课闹革命,基本没上学.高中只读了一年书,剩下的一年都在学工、学农、学军、拉练等等,后来又去插队.我又没上过一天师范就直接当中学老师,感觉特别困难.真的是书到用时方恨少,给学生上课心里都发虚,所以我对知识特别渴望.

《新经济导刊》:所以能够上大学是您当时的理想吧?你们这一批大学生就是后来所熟知的“老三届”.您怎么知道恢复高考的消息的?当时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汤敏:当时能从插队的农村回到城市就是最大的理想,当老师都算幸运的.上大学想都不敢想,只有工农兵学员才有资格被群众推荐上大学,我们都够不上,连报名的机会都没有.没有办法,只能自学,当老师也是现买现卖.我全部的精力都用在怎么给学生上好课,每天拎着板凳听老教师讲课,然后山寨进我自己的课堂,边学边教.

1977年10月,我带着学生在农村劳动,大喇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我非常激动,觉得机会来了.让我觉得最奇妙的变化是学校的风气,在 中,读书无用论对学生影响很大,老师很大的精力都在维持课堂秩序.高考的消息发表后,奇怪的是整个学校都安静下来了,班上的绝大部分学生开始认真看书.

1976年到1978年间, 时“ ”的思想还没完全纠正,还讲“两个凡是”.恢复高考让全国人民都意识到,国家对人才的渴望、对教育的重新重视是真的,连原来认为不可能改变的工农兵上大学的方式都改过来了,消除了人们对改革的动摇和怀疑.

《新经济导刊》:那您当时参加高考的动力是什么?如愿上了大学以后,大学四年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汤敏:渴望学习.当时有老教师劝我算了,能当老师在那时是很不错的工作.但 十年学业荒废,我当老师都觉得学识差得远,很单纯地就是想要把那十年失去的学习机会补回来.按照当年广西的政策,报考大学的年龄上限是25岁.我那年24岁,意味着那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白天还得上课,我就晚上熬夜复习,真的是破釜沉舟的心态.

进了大学之后,最强烈的记忆还是学习的风气.11点熄灯以后,校园的路灯底下全是背英语的.我是进了大学才从A、B、C开始学英语.当时的武汉大学在国内率先实行学分制,兴起了跨系学习的风气.

我同时在数学系和经济系上课,一些同学也到生物、化学等系去听课.有同学大二开始就像现在的博导模式一样,一边上课一边跟着教授做专题研究.那时 刚结束,生活条件还比较艰苦,我们一星期才吃一次肉.

《新经济导刊》:高考对当年的您来说改变了命运,但是到了今天,您认为高考对于人生命运的转变还有那么大的作用吗?

汤敏:当然有,但相对那时来说,就业的机会没有那么多了.可是,最近几年,我在农村地区做教育扶贫考察时,很多地方仍然对村里出了第一个大学生津津乐道,他们因为考大学就有可能在城市里工作,即使回乡工作也因为有了知识,可以做电商、科学种田,收入不比城里差.

你哪怕考上三本,相比没上大学的,未来还是多了很多选择的机会,眼界和价值观都会发生改变,人生发展的道路会更宽阔.

当然,和现在的时代相比,高考已经不像我们那时候是唯一的命运转机.这说明时代在进步.

铺路石和探路者

《新经济导刊》:有人认为,今天国内各行各业的很多领导者都来自恢复高考后的那批大学生,作为其中一员,您怎么定义您那代大学生?您那代人,感觉身上的社会责任感很重?

汤敏:相比成就,我们更像铺路石或者探路者.

当时人们对77、78级的学生寄托很大的希望.四十年过去了,这批人在各条战线上都是骨干.但是,真正成大事的并不多.例如,诺贝尔级的大师没有出现.成功企业家也是79级以后的大学生更多.我们更像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群人,让中国的改革开放能顺利推动,中国社会经济能平稳展开.

时的知识断层,让我们很珍惜受教育的机会,所以我们肯吃苦.那代学生的家国情怀很重,很多在国外留学、工作的人,后来都选择回国.我在国外留学毕业后,选择亚洲开发银行工作,原因之一就是能研究东南亚、中国的经济,希望能把经验带回到国内.

我们那代大学生都在克服各种困难,追赶“ ”失去的十年,追赶我们和国外的差距.现在,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没有衣食之忧,能做点小事就很满足了.

《新经济导刊》: 接下来就是1999年大学扩招,这是新中国教育史上又一个里程碑, 跟1977年恢复高考几乎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作为经济学家的您,在1998年向国家提了“大学扩招”的建议被采纳,这是教育界的事,您为什么要“跨界”过来给出建议?

汤敏:1998年正值亚洲金融危机,国家启动扩大内需,鼓励买车、买房.但那时经济下滑,下岗潮出现,人们手里有钱也不敢买.我们发现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最大,那时考大学很难,家长砸锅卖铁也想让孩子上大学,我自己感同身受.

我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的18年里,发现我们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在高等教育上的差距很大.当年我国18-22岁的适龄青年入大学比例仅为4%,而印度是8%,菲律宾都在30%以上.我们的人均GDP都远高于这两个国家,凭什么我们入大学率如此之低?

汤敏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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