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清华简周公之琴舞释读管见》：这是一篇与琴舞释读管见论文范文相关的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资料,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参考。
摘 要：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只有“周公作多士敬毖”和“成王作敬毖”是“序”语,两“琴舞九絉”当各自归下文,连“元入启曰”读.《周公之琴舞》之诗篇和《周颂·敬之》是根据同一底本而创作的不同版本,而不是同一创作版本的不同流传.楚人在据周公、成王原有的言辞创作诗歌时,必然会带上楚国诗歌的特点,这就是《周公之琴舞》的来源,也是它和《周颂·敬之》之异同的根源.
关键词：周公之琴舞；周颂；敬之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000-0129/K（2017）01-0006-05
《周公之琴舞》是已公布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中的第4篇,其中记录了以周成王名义所作的诗篇九首（九启）,每首诗均以“乱”为终.其第一首即今所见《诗经·周颂·敬之》篇,其余八首不见于典籍记载.兹在简文的释读和诗义的理解方面,谈谈笔者对《周公之琴舞》组诗创作性质的看法,以请教于学界大方.
一
略引《周公之琴舞》原文如下：
周公作多士敬毖.
琴舞九絉,元入启曰：“无悔享君,罔其考.享维滔帀,孝维型帀.”
成王作敬毖.
琴舞九絉,元入启曰：“敬之敬之,天维显帀,文非易帀,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其事,卑监在兹.”乱曰：“讫我夙夜不逸,敬之.日就月将,教其光明.弼寺其有肩,示告余显德之行.”
再启曰：“假哉古之人,夫明思慎,用仇其有辟.允丕承丕显,思悠无斁.”乱曰：“已,不造哉！思型之,思毷强之,用求其定.裕彼熙不落,思慎.”
参启曰等
我们认为,“周公作多士敬毖.琴舞九絉”云云,清华简这话只是说：周公作多士敬毖而已,并未作琴舞九絉.在句读上,“琴舞九絉”当属下文.同样,“成王作敬毖.琴舞九絉”云云,也只是说：成王作敬毖之辞,并未作琴舞九絉.“成王作敬毖.琴舞九絉”,其潜台词是：成王作敬毖之辞,现根据其辞作琴舞九絉.
如果说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有和《毛诗序》相似的“序”的话,那么只有“周公作多士敬毖”和“成王作敬毖”是“序”语,而两“琴舞九絉”当各自归下文,是连“元入启曰”而言之辞.周公、成王作敬毖,和简文所记琴舞之作,是不同的两件事,在时间上也有很大距离：一是西周初期之事,一是离清华竹简形成时间不远的战国中后期之事.故笔者按此理解,把“周公作多士敬毖”和“成王作敬毖”二语各自成段.这和清华简公布后前贤的理解不同.
如果按照前贤的解释理解,那么不仅诗是周公、成王作的,就连琴曲和舞也是周公、成王作的,这可能吗?其实,即使理解为“周公作多士敬毖,琴舞九絉”,诗也不是周公、成王所作.《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无论是《周颂·时迈》还是《周颂·武》,无论是《大武》乐章,都不是武王所作,而是另有诗人所作,《左传》只是托以武王之名而已.这样的表述在古籍中是很常见的.楚人作诗的性质和《诗》作者作诗的性质是相同的.
《周公之琴舞》中第一首诗的创作底本,无疑和《周颂·敬之》篇的创作底本相同.《周颂》组诗中,《闵予小子》等三首诗不见于《琴舞》,《琴舞》中成王之诗的其余八首不见于《周颂》,但它们的主题是相同的,都是君臣之间的警策、告诫之辞.故李学勤先生认为,即使成王之诗九首中,也似有周公之辞.[1]这足可证《琴舞》组诗的主题性质,亦可证成王只作敬毖之辞,并未作琴舞九絉.《周颂》和《琴舞》这两组诗篇是诰辞的灵活应用,它折射出诰辞的大意,能补史籍之缺；诰辞则是诗篇创作之所本,两者互补、互证.无论是《周颂》还是《琴舞》,都非成王本人所作,而是诗人根据其言辞而作.
以现存言辞为底本而创作诗歌,这应是《诗经》中多数早期诗篇的最初创作方式,亦是中国早期诗歌的主要创作方式.孔颖达《毛诗正义》于《周颂·烈文》诗曰：“诗人述其戒辞而为此歌焉.经之所陈皆戒辞也.”又于《臣工》曰：“诗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于《访落》曰：“成王既朝庙,而和群臣谋事.诗人述之而为此歌焉.”于《敬之》曰：“成王朝庙,和群臣谋事,群臣因在庙而进戒嗣王.诗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于《小毖》曰：“周公归政之后,成王初始嗣位,因祭在庙而求群臣助己.诗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对于这一组君臣戒劝之诗而言,“诗人述其事”,其实就是“诗人述其辞”.又,孔颖达《毛诗正义》于《出其东门》诗曰：“诗人述其意而陈其辞也.”于《巧言》曰：“诗人述其初辞以责之.”此均和《周颂·烈文》组诗和清华简《琴舞》的创作方式、创作性质相同.
中国早期诗歌是根据现成的言辞加工创作的.它们以诗的形式记录了当时各类言辞的大体含义.《周颂》的创作方式是记,记的方式有两种：记言和记事.记言者,诰辞及祭祀诵辞诸诗是也.记事者,颂祭祀者及描写祭祀场面诸诗是也.它们虽曰“记”,但实际上两者均是创作.记事类诗篇是创作自不待言,记言类诗篇也是创作,因为它们不是实录意义上的记,而是对原始文辞诰辞、诵辞、语辞加以概括、提炼,记其大意而已.因此我们在史籍或铭文中找不到完整的和这些记言诗相对应的文辞,而只能找到一些零散的或相似的对应文辞.如,康王时的青铜器《盂鼎》铭文：“王若曰：‘盂！不显文王受天有大命,载武王受文王作邦,闢厥慝,敷有四方,畯正厥民.’”此和《周颂·执竞》“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之语相近.《盂鼎》又有“畏天威”之辞,亦和《周颂·我将》“畏天之威”对应.李学勤在《走出疑古时代》中提到陕西出土的一件铜器“史惠鼎”,其上铭文写着“日就月将”[2],这便是《周颂·敬之》中的诗句.铭文不可能源自诗篇而记,诗篇也不是咏铭文而作,实际情况应该是,铭文所记和诗篇所咏均源自于其时仪式中的诰辞,它们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记录诰辞而已.这就证明了,《周颂·敬之》所咏一定是当时某种仪式上的成辞.史籍、铭文中和《周颂》相对應的文辞还是很多的,史籍方面主要集中于《逸周书》《尚书》等.这些相似的对应很能说明《周颂》记言诗的创作方式.
琴舞释读管见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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