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经济效应一个文献综述》:本文关于文献综述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摘 要 城镇化是现代化进程中最富活力的经济社会活动,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效应,一直以来深受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因此,学术界和实践界迫切需要梳理关于城镇化经济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的相关研究.文章基于既有文献成果,系统回顾和梳理了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居民消费、产业发展、二元结构以及公共服务供给影响效应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阐明了城镇化驱动经济增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改善民生福祉的运行机制,为我国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了有益的理论依据,也为今后新型城镇化的经济效应有效惠及民生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
关键词 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公共服务供给;经济效应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6-0050-05
在当前世界经济再平衡和再调整的复杂形势下,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经济转型面临多重挑战,如何有效化解这些不利因素,确保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关键是要寻求引领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动力和新途径.经济理论和实践表明,工业化创造供给,而城镇化则创造需求.因此,在外需不足、传统投资过剩、内部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疲软的新情境下,城镇化理所当然成为今后推动我国内需的重要平台和有效载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经指出21世纪影响世界进程的两件大事是美国的高科技和中国的城镇化.随着我国城镇化率在2011年突破50%之后,意味着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进入了新的发展周期,即进入倡导以人为核心以及提质增效的新型城镇化阶段.新型城镇化重在体制机制创新,通过不折不扣的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将有效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刺激居民消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全面改善民生,这些都将产生广泛的经济效应,对新常态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因此,为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以及新常态阶段我国经济成功转型,系统归纳和梳理城镇化的经济效应就显得尤为必要,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中国城镇化发展历史悠久,在世界城镇化的历史长河中长期占据领先地位,如唐代曾与300多个国家有过贸易往来,当时的长安城镇人口达60余万,丝绸之路经济全线畅通,宋代经济发展达到了高峰,中国人口首次突破1亿,出现了如开封这样的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此时中国城镇化和工商文明曾达到了历史上的空前繁荣.但自明清代以来,中国选择了闭关锁国和背对世界的治国之策,加上西方国家工业革命的诞生,世界时针开始偏离东方文明,逐渐指向西方文明,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市场经济的不断繁荣,城镇化问题不断进入广大学者们的研究视域,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论题也被学者们日益重视和关注,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对城镇化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米尔斯,2003),但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论述中,具有空间特点的城镇化问题长期被忽略,使城镇化难以登入主流经济学的大雅之堂,直到20世纪50年代,城市和城市化的相关研究才又一次被重视起来.中国的城镇化源远流长,但真正的快速发展时期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这30多年,可谓早慧而晚熟.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研究工作也相对滞后,吴友仁1979年《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一文的发表才彻底揭开了中国城市化研究的序幕(顾朝林和吴莉娅,2009[1]),之后城市化问题得到了学术界的日益关注并且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研究成果.本文基于既有文献,重点对城镇化的经济效应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回顾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居民消费增长效应、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二元结構消解效应、公共服务供给效应,阐明城镇化驱动经济增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改善民生福祉的运行机制,为新型城镇化的经济效应有效惠及民生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
一、城镇化的增长效应
1.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高级化发展的必然路径,而经济增长又是经济学研究无法绕开的一个经典命题,关于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内在机理,国内外学者持有差异化的观点和结论.国外学者的学术研究起步较早,起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与过度城市化方面(Davis & Golden,1954;Sovani,1964;McCoskey & Kao,1998 ),之后主要探析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大致可归纳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结论:一种结论认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是经济增长的有效牵引力.Lucas(1988)基于内生增长模型重估了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关系,指出城市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Henderson(2003)利用不同国家的截面数据分析得出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对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5.Krey et al.(2012)[2]、Bruckner(2012)[3]在一定程度上对上述结论给予了肯定,也得出了基本相似的研究结论,同时以发展中国家为样本进行重点实证分析,认为城镇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正向推进作用尤为明显.另一种结论则与第一种结论相悖,认为城镇化并不能从根本上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Bloom & Canning(2008)[4]发现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率没有影响效应,任何国家寄希望以城市化来达到经济长期增长的目标都可能无法实现,Shabu(2010)[5]的研究也认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正向促进作用.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快速城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发现二者存在明显的同向变动关系(徐雪梅和王燕,2004;李金昌和程开明,2006[6];程开明,2007;周小刚和陈东有,2008;贾云赟,2012[7];张彧泽和胡日东,2014;周慧,2016[8]).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不同观点,认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不存在双向互动的因果关系,若长期将城镇化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筹码,会严重影响城镇化质量和经济增长质量,也难以实现城镇化推动经济增长的预期效果(黄婷,2014[9]),传统的城镇化是一种高速度、低质量、重投资的城镇化,本质上主要以投资为重要渠道来驱动经济增长,而对能够代表城市基本特点的消费性需求的释放有限(王婷,2013[10]).作为一个全新的中国式命题,对新型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的观点基本一致,即新型城镇化不同于传统城镇化,能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中长期的增长动力(孔令刚和蒋晓岚,2013;张占斌,2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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