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产品市场竞争、管理层权力和薪酬辩护》：此文是一篇市场竞争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摘 要：以2011～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薪酬辩护的视角,考察管理层权力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的监督约束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企业高管利用手中权力获取超额薪酬、谋取私利的同时,会通过提升薪酬—业绩敏感性为自身薪酬进行辩护,形成薪酬契约合理有效的表象；产品市场竞争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高管的薪酬辩护行为,降低管理层权力对薪酬契约的影响和扭曲.
关键词： 管理层权力；超额薪酬；薪酬—业绩敏感性；薪酬辩护；产品市场竞争
中图分类号：F272.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6）04-0105-06
一、引言
最优契约理论认为,合理有效的薪酬契约设计将股东和经营者的利益目标相结合,是缓解股东和高管人员之间利益冲突、降低 成本的主要机制[ 1].然而,近年来频繁*的上市公司高管“天价薪酬”、“超高薪酬”等现象,打破了最优契约理论的适用性.由此,管理层权力理论开始成为高管薪酬解释和研究的有力工具,该理论认为薪酬激励本身也会引发 问题,当董事会不能完全控制管理层薪酬契约设计时,管理层有能力影响自己的薪酬并利用手中权力寻租.已有研究发现,我国企业高管普遍拥有较大权力且存在超额薪酬攫取的行为,那么,管理层权力是否在其中助推了企业高管攫取超额薪酬,并且,超额薪酬作为和企业业绩无关的不合理薪酬,显著降低了薪酬契约激励效率,因而又是什么掩盖了薪酬契约的低效性,使企业高管避免了股东、媒体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和质疑?
已有对薪酬契约的研究发现,企业高管为避免超高薪酬引发的社会舆论、社会公众愤怒等困境,会为自身薪酬以及薪酬持续增长的正当性进行辩护,使社会公众信服.我国谢德仁等（2012）也发现了兼任薪酬委员会委员的国企经理人会寻找充足的理由为自身高薪酬进行辩护[ 2].薪酬辩护,即经理人努力寻找理由为薪酬的合理正当提供证明,包括程序正当性辩护和结果正当性辩护两方面,而薪酬—业绩敏感性作为薪酬激励契约的主要衡量指标,是进行薪酬结果正当性辩护的主要工具.薪酬辩护的提出说明经理人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高,并不一定是薪酬激励效率的改善,相反,它可能是掩盖薪酬契约低效率性的手段,是经理人自利行为的表现.由此上述第二个问题转化为,若企业高管利用权力获取超额薪酬,是否同时通过提高薪酬—业绩敏感性进行薪酬辩护,从而达到掩盖薪酬契约低效性的目的?
此外,大量研究表明,产品市场竞争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缓解 冲突,抑制管理层权力过度扩张,并有效约束管理层的权力寻租行为.当前中国正处于转轨经济时期,各项外部治理机制尚未完善,但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使整个企业面临的产品市场竞争逐渐激烈.激烈的产品竞争可能会约束管理层的权力寻租行为,规范管理层薪酬,改善薪酬契约激励效率.
为此,本文采用我国2011～2014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在研究企业高管利用管理层权力寻租获取超额薪酬的基础上,从薪酬辩护的角度,检验管理层权力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确定企业高管是否具有薪酬辩护行为,并分析产品市场竞争对该种行为的监督约束作用.
二、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一)管理层权力和高管超额薪酬
根据管理层权力理论,权力大的企业高管有能力运用手中权力寻租,影响甚至操纵自己的薪酬.当企业高管在董事会中有很强的谈判权力时,高管会利用手中权力寻租以获得更高的薪酬,即超额薪酬[ 3].超额薪酬攫取会增加 成本,从而降低薪酬安排的激励效果[ 4].现阶段我国经理人市场并不完善,企业高管大多因委派或家族关系选任,管理层获得了大量剩余控制权.剩余控制权使得企业高管在薪酬政策制定时拥有较强的话语权,从而能够为自己实现最有利的薪酬安排,获得超过最优契约的超额薪酬[ 5].已有研究显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存在攫取超额薪酬的现象,且超额薪酬是管理层权力经济后果的直接体现[ 6].并且一般来说,管理层权力越大,股东等对管理层的监督力越弱,高管对薪酬的影响力就越大,获取的超额薪酬越高.基于此,提出假设：
H1：相较于其他企业,管理层权力大的企业高管能够获得更多的超额薪酬
(二)管理层权力和高管薪酬辩护
主流 理论认为当企业经理人有能力影响薪酬政策时,其所寻求的租金会模糊整体薪酬和业绩之间的匹配关系.管理层权力会降低公司的治理效率,从而使企业高管易于获得和业绩不相关或弱相关的高薪酬,因此,管理层的权力寻租会弱化薪酬的不确定性,超额薪酬会降低企业高管整体薪酬—业绩敏感性[ 7 ].然而,随着社会大众对公平正义认知的加强以及极易引发的“仇富”心理,高管因权力租金形成的愤怒成本增加.为了避免所获取的超额薪酬被外部人感知,在薪酬净效应增加的情况下,高管会采用掩饰手段为其超额薪酬正当性进行辩护.已有研究发现,企业CEO会通过高薪同行为其薪酬提供合理证明,而且当高薪同行群体更小、CEO和董事长两职兼任以及任期更长时CEO的证明行为更加显著[ 8].我国沈小燕等（2015）[ 9]也指出设置薪酬委员会的国有企业高管存在很强的薪酬辩护需求,他们会直接通过提高薪酬—业绩敏感性达到薪酬结果正当性的辩护结果.因此,可以推测,管理层权力大的企业高管在利用手中权力获取超额薪酬的同时,面对投资者、政府以及社会舆论监督形成的压力,会有强烈的意愿为自身获取的高薪酬进行辩护.基于此,提出假设：
H2：相较于其他企业,管理层权力大的企业高管在获取超额薪酬的同时,会带来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增加
我国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经营目标、薪酬政策、治理环境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国有企业除了追求一般企业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外,还需要承担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等责任,这些业绩噪音的存在会降低国有企业业绩和高管努力程度之间的相关性.在国有企业内部,“所有者缺位”等造成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使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 冲突更加严重,加上国有企业严格的薪酬管制政策,都更容易导致高管利用手中权力影响自身薪酬契约,产生薪酬刚性现象[ 10].然而,国有企业作为全民所有企业,高管的高薪酬很容易被认为是掠夺社会公众财富,进而引发舆论批判.此外,部分国企高管存在政府官员背景,出于自身声誉和职业生涯的考虑,高管迫切需要采取隐蔽的手段掩饰其获取的高薪酬.反观非国有企业,股东的有效监督、股权激励等,会降低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 冲突,从而高管利用权力寻租的可能性较小,薪酬辩护需求相对较弱.因此,本文预期,国有企业高管有着更强烈的薪酬辩护需求,提出假设：
市场竞争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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