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暴露和同情》：该文是关于同情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摘 要：作为左翼作家郑伯奇带有“反帝”倾向的小说文本,《普利安先生》将对华洋关系的书写讲述置于上海电车厂工人罢工的背景之中,从而暴露了以帝国主义资本家为核心的权力网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剥削及压迫,与左翼文学话语和革命时代的反帝诉求相呼应.同时,文本直面塑造了“普利安”这一具有“洋人”“工人”和“穷人”三重身份的“他者”形象,在对中国工人与普利安关系的处理过程中,其身份的转换丰富了作品的主题表达与精神底蕴,表现了作家在以左翼阶级立场进行反帝和批判之时,依然保持着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和对苦难群体的同情.
关键词：《普利安先生》；郑伯奇；精神底蕴；华洋关系；他者形象
一、引言：“左翼文学园地的拓荒者”
作为创造社的元老之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的编辑者,郑伯奇在以往的文学史写作中常被作“简单化”叙述,研究者往往注意到郑伯奇“文学活动组织者”和“文艺理论批评家”的身份,却忽视了作为左翼文学的“创作者”,他的小说、戏剧、诗歌与散文在云谲波诡的革命时代所具备的独到思想和独特价值.
郑伯奇曾将自己的创作倾向总结为两类,即以《最初之课》为起始的“反帝题材”,与以《忙人》为代表的“讽刺作品”.[1]在《最初之课》（1922）、《抗争》（1928）、《轨道》（1928）和《普利安先生》（1936）等这一系列的“反帝”创作谱系中,通过左翼文学创作惯用的“罢工”题材来进行写作的只有《普利安先生》[2]一篇,文本以“华洋关系”为叙述线索,同时又塑造了一个特殊的“他者”形象,并非像一般左翼创作将“中国工人”作为叙述的主要对象,从而扩充了文本在主题表现上的内在张力与其深层的精神内涵,同时又与左翼话语保持密切呼应.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作品中“中国工人”与“洋商”和与“普利安先生”这两对具体的华洋矛盾,探讨郑伯奇作为左翼作家,在创作中是如何处理与讲述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以达到其反帝意图的,以及对于“普利安”这一“他者”形象的直面塑造,作家的用意所在,从而观照郑伯奇左翼文学创作的独特性及其所蕴含的思想价值意义.
二、工厂内的华洋轇輵：“暴露结托的秘密”
相较而言,《普利安先生》在郑伯奇“反帝”创作谱系中的特殊性在于,文本把对华洋关系的呈现,置于外资的电车厂内,在工厂里,“工人”与“洋大班”之间不仅存在着民族情绪的对立,更包括阶级之间的抗衡,在直接的利益冲突背后,隐藏着更为复杂的社会权力关系.
电车厂工人与“洋大班”之间的华洋冲突是通过两次工人罢工展现出来的,作品描写的第一次电车厂工人罢工主要是出于民族情绪和阶级同情,以支持者的身份参与进这场全市大罢工中去的,郑伯奇对于这场罢工着重写的是受洋大班指使,以普利安为首的“破坏分子”,或者说“工贼”企图破坏工人的罢工计划,揭示了部分工人在自身权益未受到损害时,自甘为帝国主义资本家所利用并借此获取升职机会的劣根所在.相比之下,文本所展现的第二次罢工则是因为劳资纠纷,由电车厂工人自发的反抗斗争.
细读可发现,两场罢工之间其实存在一个明显的连接点——第一场运动中的“工贼”（洋奴）在自发的罢工运动中却成了积极的参与者,转变态度的原因也很明确,即公司“裁人”会危及到他们的“吃饭问题”,在这里,作者将中国工人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动力由抽象的民族情绪具体化为现实中的经济利益和基本的生活保障问题,也就是将以往华洋之间的“民族对立”转化为“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对抗”,从而使电车厂工人罢工具有了反抗“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剥削压迫的双重革命意味.然而文本并未就此结束,罢工的后续效应是“洋大班”“借了另外的势力来报仇”,工人们被“某机关”牵制着不易采取进一步行动,根据文本的描述,这里的“机关”大致影射的是民国时期的“*工会”,*工会有两个特征：“一是政治上接受国民党党纲和三*义的领导,奉行‘阶级调和,劳资合作,反对阶级斗争’；二是工会的活动接受资方的经济补助.”[3]很显然,这里的机关是由曾经在车厂做工、与国民党持有相同“政治倾向”的工人组织而成,他们给洋大班本就有意要开除的工人下的罪状是“政治上的犯罪”,可想而知这个罪状就是“*”——白色恐怖下颇为严苛的罪名,那么,洋商所借的“另外的势力”,大抵便是国民政府.郑伯奇通过劳资纠纷及其引发的工人罢工,以较为隐晦的方式揭示出当权政府与帝国主义资本家合谋,对中国工人进行双重欺压的真相,然而更为复杂深刻的是,帝国主义不仅与代表资本家利益的国民政府相密谋,同时又将部分内部工人,如第一场罢工中的工贼、依附于帝国主义资本家的罗宋人等,培养成他们用来压迫和剥削中国工人的“棋子”,从而形成了以帝国主义资本家为核心的权力网.作品正是通过华洋之间的劳资纠纷和罢工活动,“暴露帝国主义与一切反动势力结托的秘密”[4],虽然罢工取得了部分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持有盲目的乐观态度,反而更为理性地呈现出帝国主义资本家与当权政府的剥削本质,进而认识到反帝革命任务的艰巨与道路上的重重阻力.
郑伯奇认为,一部成功的革命文学作品须要注力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方向”,“当然打倒帝国主义,先要打倒帝国主义的一切工具”,因此作品可以描写帝国主义如何进行“压榨”以及“反动势力”怎样“和帝国主义勾结以剥削”[5],虽然这一主张提出于1928年,但同样也适用于本篇小说产生的时代,可以说,《普利安先生》是一份比较符合郑伯奇革命文学创作构想的“答卷”,作为左翼文学作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较为深刻地揭示出劳资纠纷背后,帝国主义资本家、当权政府等剥削阶级与反动力量的本质和共谋的关系,以达到批判与反帝的意图,对革命拥有了更为理性的认识和理解.
三、“他者”的言说：“向街头去找寻人生”
虽以工人罢工为题材,但郑伯奇并没有安排一个兼具胆识和魄力的无产阶级工人代表为其书写成长史,却塑造了一个“他者”形象——普利安,电车厂内的意大利籍工人,作为主要的线索人物和叙述对象.小说的叙述者是同厂的工友,而对这一华洋关系的讲述和态度的变化则是基于普利安的“三重”身份——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洋人”、工厂里较有地位的“工人”和上海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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