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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克是我的三叔公,我一直叫他“三爷爷”.1948年,我被三爷爷从形势险恶的老家接到北京抚养,与他一起生活了10年.
当年初到北京时,我才7岁,年纪尚小,对三爷爷的身份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只知道他打“鬼子”,闹革命,是个厉害的人物,现在是京城的“大官”.可是很快我发现,三爷爷身上根本看不到“官样”.
“严禁你们打我的招牌向党要这要那”
三爷爷家生活很俭朴.他非常爱吃红烧肉、扣肉,每次都可以吃上好几块,但家里规定只有节假日才能吃,平时吃的都是清淡的五谷杂粮,小麦和窝头一星期起码要吃两三次.穿着也很普通,三爷爷上身通常穿一件旧的白布衬衫,下身是一条军裤,俨然一个普通士兵形象.
三爷爷家浴缸旁一直放着两只大桶,三爷爷、三奶奶每次洗完澡、洗好头,都要把用过的水倒进大桶,用来冲马桶.还要求全家人都这么做.他在家里常说：“北京是严重缺水的城市,国家一直在号召保护水资源,我们一定要响应号召,不能浪费水.”
三爷爷为人低调,要求我们不能在外面炫耀家里的身份.当时,我被三爷爷送到北京八一小学读书.记得四年级上学期的一堂作文课,老师要求我们写一篇《我的家人》的作文,我毫不犹豫就写了三爷爷萧克将军打仗的事.老师见我有这个家庭背景,于是在统一给班上学生发作业本时,破例给我多发了一本.
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能比别的同学多得一本作业本是件多么高兴的事啊.回家后,我把这事告诉了三爷爷、三奶奶,不想三爷爷脸一沉,厉声说：“家人多的是,谁叫你写我呀！”见他生这么大的气,我感到委屈,回应道：“我这是实话实说呀.”三爷爷严肃地说：“孩子呀,这不是实不实的问题,只是我的身份敏感,学校老师难免会优待你,你会有种优越感,变得飘飘然.这样对你的身心健康是不利的！记住！明天到校后,把多得的作业本退还给老师.”第二天,我把作业本退给老师,听了我的解释后,老师一脸惊诧,继而敬佩地说：“这样低调、认真的将军真的少见！”
我17岁那年,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三爷爷对我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党和的号召,我們要带头响应,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石英呀,你从农村来还是回农村去,记住回家后一定要多积极参加劳动,现在社会不劳动的人是没有用处的等”于是我从京城返回老家务农至今.
在老家,我遵照三爷爷的教导,一直摸爬滚打在生产劳动第一线,犁田、插秧、收割等十八般农活我都得心应手,干得又快又好.现今村里还有不少上了年纪的人夸我：“石英插秧特别快,根本看不清他是怎么插秧的.”
三爷爷非常反对“走后门”.他对家人说,我不会为你们的工作帮忙,路全靠你们自己走,靠职权“铺路”是可耻的事情.我这一辈的兄弟姐妹有10多个,大多在老家务农,有个侄儿曾写信给三爷爷,要求照顾,三爷爷回信给他：“我是不会帮这个忙的.要靠自己努力奋斗才是正道,假如你没真本事,找到靠山又有什么用?”这个侄儿听了三爷爷的教诲,发奋读书,考上了大学,后来成为大学老师.
三爷爷对自己的儿子、孙子同样要求严格.
生于1943年的萧星华是三爷爷、三奶奶在战争年代生育的3个儿女中唯一幸存下来的,但也没得到父母的溺爱.在学校里没人知道他是萧克的儿子.所在学校离家有8公里路,家里让他住校,每周回一次家.三爷爷从来没有用公车接送过他.萧星华周六从学校走到家里时,一般天都黑了.有一次他发烧,赶到家后大病一场,三奶奶十分心疼,但病好后一切照旧.他上小学、初中时所穿的衣服,好多都是大人衣服改制的,都是补了补丁的.如今在萧克故居内,有一张三爷爷、三奶奶和萧星华的合影.照片中,萧星华身穿一条背带裤.我对这条背带裤是记忆犹新的——因为我在北京三爷爷家生活时,这条裤子从小学穿到初中,裤腿短了就接上布加长继续穿.
20世纪70年代末,三爷爷的孙子萧云松也上学了,也是经常穿有补丁的衣服.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人穿有补丁的衣服了,老师都以为他家很困难,也不知道他爷爷是谁.
萧云松在北京师大毕业后想参军,但体检时体重差半公斤,在外人看来,这根本不是事,只要其爷爷萧克说半句话即可.但家里还是放弃了,不想为此坏了规矩.最后,萧云松没能入伍,当老师去了.
三爷爷时常告诫我们家属说：“我是为中国四万万同胞闹革命,不是为你们、为我们萧家闹革命,因此,我严禁你们打我的招牌向党要这要那.什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背靠大树好乘凉’这类古言在我萧克身上是行不通的.”
为国家,能省则省
无论是在战争岁月,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三爷爷虽然身居要职,但他不爱名,不爱利,始终保持着廉洁自律、艰苦朴素的本色.他说,我们国家还很穷,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不艰苦奋斗、厉行节约是不行的.
三爷爷在北京的住所是一幢旧房子,20世纪50年代住进后,一直到80年代都没有修整过.“”时期他被“扫地出门”,房子被造反派占住,几年下来,房子破坏得不成样子.1972年,也就是“林彪事件”后,政治气候得到缓解,三爷爷被调回北京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仍住在这里.看到房子损坏厉害,营房部门计划重新翻修.三爷爷却说,不要大搞,房子还可以住.简单维修一下就可以了.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房子墙壁出现多处裂缝,屋顶漏雨.经北京市房管部门和中国人民解放后勤部营房部门检查,房子被列为危房,必须翻修.三爷爷说：“学院新调来不少干部还没有房子住,在他们的住房没有解决好以前,不能翻修我的住房.我是院长,不能带这个头！”
就这样,三爷爷的住房翻修一事一拖再拖,直到1980年,军事学院干部的住房大部分得到安置,营房部门再次进行检查,认为他的住房住人实在是太危险,三爷爷这才同意重建.但他又当着有关同志的面作了两条硬性规定：第一,修建面积只能少,不准超过规定标准一平方米;第二,造价只能低,不准超过规定标准一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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