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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铁路运输系统的一名自由摄影人,早年毕业于铁路机车司机学校,参加工作后,曾在列车上做过检车员工作,对铁路有着特殊的感情.从事摄影工作后,我的镜头一直没有离开过铁路,留下了许多人生旅途的印记.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开往南宁的列车上,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满身汗泥,倚在车门头,站着就睡着了.我看着这小女孩足足有五六分钟,我不能给她帮助,心里十分难受和自责.就在快门释放的一瞬间,我的心被刺痛了,忆起了自己苦难的童年等
1995 年7 月,列车停在了西宁站台上,一位年轻军人领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送站,小女孩哭喊着,死活要跟妈妈去,原来出乘的列车员是她妈妈.列车终于启动了,那小女孩呼唤妈妈的声音随着列车的远去,被列车的轰鸣声给淹没了,那列车员妈妈不停地挥手.透过车窗,在阳光照射下,我分明看见了列车员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我被感动了.这就是母亲,一个普通的列车员母亲.
我躺在卧铺上怎么也睡不着,孩子满脸流泪的可怜相不时浮现在眼前,那撕心裂肺般呼唤妈妈的声音,一直响在耳畔,使我想起了自己三岁那年失去母亲,五岁那年失去父亲.那时还没有记忆,想象中比她哭得还厉害.到现在我也记不清母亲父亲长得什么样子.打我记事起,是嫂子带着我,她像对自己孩子一样把我拉扯大.是姐弟之情,还是母亲之爱?我说不清楚.可是,我深深地懂得,正是这种爱,弥补了我心中的伤痕.
很多人坐火车不习惯,睡不着觉,而我正相反.这些年总在外面跑,平均每年乘车上百次,也许习惯了这种环境.一次,我睡在中铺,睡到半夜正香时,被下铺一位老太太叫醒,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一问才知道,原来我的呼噜声太大了,影响了大家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老太太说,她一夜没合眼,我听了这话,心里这个不好意思,赶紧说：“对不起！”
1998 年4 月,我随李振盛老师去齐齐哈尔,采访三十多年前满身戴着像章的解放军战士王国祥.在返回的列车上,我与《江城晚报》记者小车同行.上车后,一回头看见了身着袈裟的年长和尚正手持车票找铺位,找到铺位后我们坐到了一起.在交谈中,得知他是普陀寺九十二岁的老方丈,前来齐齐哈尔寺院看望他一百多岁的师父.我看小车和他谈得很亲热,我拿起相机拍了起来.突然,小车说：“您老人家给我看看病呗.”老方丈说：“你有什么病?红光满面的.”说完站了起来,顺手从裤兜里掏出一副洁白的线手套,戴在手上,顺势将左手两指托住小车的手腕,右手两指按住脉穴,号起脉来.这时,看我手持相机,他顺口说：“别照啊！”我听后没做任何反应,下意识地举起相机,就在我迅速调焦的一瞬间,与他一双明亮的眼神重合了,留住了这一难得的镜头.
那明亮的眼神,那洁白的手套,那圣洁的心灵,那佛家的慈悲,那男女授受不亲的规矩等都融入了这一瞬间.
我没能尊重他老人家,心里很愧疚.有时心里很矛盾,不知道该怎样才对.摄影这行当是带有侵犯性的.有些镜头可遇不可求,像这样的镜头,恐怕今后不会再遇上了.
1999 年5 月23 日,我刚从澳门采访归来,兴奋还没有消除,又在广州登上了九龙到上海的100 次旅游列车.经过一夜的旅途,我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习惯性地背上我的小徕卡相机,到车厢里转转.当我来到10 号车厢时,眼睛顿时一亮,一群穿紫红色袈裟的兴高采烈地望着窗外的景色,有说有笑,于是我拿出相机就拍.就在这时,一个脸圆圆的胖乎乎的年轻笑着对我说：“嗨！好面熟啊！”我也觉得他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我随后问：“你们是哪个寺院的?”“我们是拉卜楞寺的.”我一下想起来了,我曾四次去甘南.于是我们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感情一下拉近了.我提议为他拍照,他高兴地向我点点头.我正要按快门时,他从怀里掏出一条金的哈达,两手高高地擎起向我献上.我心里一阵激动,同时按下快门.
在列车上拍片,既要克服光照低、列车晃动的不利因素,又要排除列车工作人员的误解；既要忍受个别旅客的刁难,又要忍饥耐渴抗高温不怕疲劳.1995 年盛夏,列车通过“火炉”武汉时,车厢里温度高达四十多度,旅客严重超员,人挨人,人挤人,寸步难行.热得我浑身是汗,头发跟水洗过一样,T 恤衫全部湿透,必须到餐车要盐面冲水喝补充盐分.红色T 恤衫干后结成一层白花花的盐碱,我真想留作纪念,由于随行衣服带得少,只好洗掉.那次终因流汗过多,加上一路过度疲劳而虚脱晕过去.
1991 年,一趟哈尔滨到上海的列车超员两倍多,座席底下、行李架上、厕所里、过道里挤满了人,我夹在人群里,挤也挤不过去,想出来也出不来,卡在中间一动不能动,趁列车来个紧急制动,好不容易才挤出人群.我要到另一节车厢去,只能下车走,可我还没走到那节车厢的车厢门时,车就开了.我赶紧跑两步,顺手抓住车门栏杆把手.列车在站内运行时速度还很低,身体还能保持垂直,等到出站后,车速快了,我的身体开始倾斜飘起来了.就在这关键时刻,车门“咔啦”一声打开了,列车员和几名旅客把我拽上车.我坐在地上呼呼喘着粗气,苍白的脸上淌着虚汗,十多分钟站不起来.到现在我也记不清那是什么站,一想起这些,心里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很多人说我可以不上,乘下趟车走,我说不上不行呵！我的摄影包在车上,里面有镜头胶卷等好多用品.那是我摄影人生中刻苦铭心的最危险的经历.
常有朋友问我：“你在列车上拍片,遇到过麻烦没有?”我只是笑笑,这种笑其实是一种苦笑,其背后有一种难言的痛楚.
车长最忌拍片,生怕我给什么.有时车长很客气地给我让到软卧车上,又是倒茶、又是敬烟,到点叫我到餐车用餐,其实是把我软禁起来.我背着相机到车里串来串去,车长不解地说：“给你软卧,你不休息,到车厢里串什么?”他哪能理解我呀！有时为了解除车长的顾虑,我将拍好的照片和发表照片的报纸杂志给他们看,一再解释,我拍的是旅客生活,与车长无关.有时,我为了不打搅车长,下了这趟车,又上那趟车,在车厢里挤来挤去,拍来拍去,好多镜头都是这样拍的.
常言说：“不怕贼偷,就怕贼瞅.”我在车厢里一次次串来串去,眼睛不时地在搜索,有些旅客警觉性很高,提防我,暗地里通报乘警,审查我,看我的,弄得我哭笑不得.还有一次,我在车上被人误解,不由分说,被人夺走了相机,列车长、乘警都不向着我说话,弄得我有理也说不清.
我从小喜欢画画,梦想当画家,凭着我这点天分,一直从事美术宣传工作,到了不惑之年,一不留神,掉进了摄影圈里,真有一种误入歧途和上贼船的感觉.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只能往前跑,一条道跑到黑.
我这人生来头脑简单,属于真正的东北人,几句好话下来能把心掏给人家.我觉得做人和做事是一样的,做不好人,同样也做不好事.爱说实话,伤了不少人.我爱人常劝我学着会说点话,我深知教的曲唱不得,一想这把年纪了,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真是江山难改,秉性难移.
回想起这么多年,风风雨雨过来了,是苦是甜我说不清楚,总觉得在摄影上感情投资太大,付出太多.我曾两次摔成肋骨骨折,三九天掉进冰冷的松花江,坐汽車扎进兴凯湖,又不小心滑倒将左腿胫骨摔成骨折,顺势掉进无底的镜泊湖,若不是影友长江和女儿把我救上岸边,恐怕早就没了性命.别人说我多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能沾了我的名字的光,有福气.但令我欣慰的是摄影回报了我,不是金牌,也不是金钱,而是摄影给我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给我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乐.摄影成了我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我这颗挂满伤痕的心,得到了一丝甜甜的慰藉.
（田树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火车上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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