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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史选题论文范文资料 与文史选题之策略和方法(三)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文史选题范文 科目:专科论文 2023-12-18

《文史选题之策略和方法(三)》:此文是一篇文史选题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五、 研究方法之讲求与学术成果之创新

学术论著或论文,大抵兼含两个要素:论点陈述和材料排比.材料如何取得?全文如何组织?文本如何进行诠释解读?这些都是方法学的问题.研究方法的讲求,正是学术论著的重要利器.做事懂得方法,可以事半功倍;治学懂得方法,有助于解决疑难,提升研究成效.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乐用方法、善用方法、常用方法,以及用对方法.胡适受其师杜威影响,提倡“实证思维术”,所谓“方法”,即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法,即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科学方法,所谓“拿出证据来”的“实验主义”.赫胥黎云:“只有那证据充分的知识,方才可以信仰.”尼采说“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以实证方法作研究,的确较易开创发明,至少能够推陈出新.

所谓传统,指历代相传,至今不绝的某种东西.它是人类长久积累的经验,作用在维持合宜的行为规范上.传统,像人体的免疫机制,可以维护身体功能的稳定和平衡,协助抗御病毒的入侵.在学术研究中,归纳法、比较法和统计法,堪称传统的方法,正具备类似之功能与作用.一般科学研究,都用归纳法:科学家从观察自然现象开始,从中找出类型,再将此类型普遍化,造成一“定律”,或“原理”,然后以实验来检验此一定律,是否可以成立.“我不杜撰假说”,这是牛顿的名言;换言之,万有引力定律是从归纳法得出,断然不是从“大胆假设”得来的.清代乾嘉学者研究考据学,最常使用形式逻辑中的归纳法.归纳法的操作程序,从广泛收集资料,到排比材料,以类相从;提要钩玄,厘出条例,经过比较分析,进而对考证对象得出一普遍性之认识.态度较客观,步骤较科学,所以结论也比较可信.

归纳法从排比材料,分析综合,到提炼论点,其间存在取舍定夺的问题.如果材料填塞,不知割爱;或者不能删繁就简,去芜存菁,则将流于单调沉闷,细碎平淡,就会出现“只见材料,不见观点”之缺失,这就造成归纳法治学的局限,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已作若干提示.改善之道,在穿插运用演绎等方法,相济为用.如史学家陈寅恪研究中古史与唐史,已不限于归纳,还穿插了演绎等方法,从而使研究工作显得很丰富多样.能相机审慎采用其他方法作补强佐助,反而能强化自己的新见,使之更加圆通完满.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确乎此理.

清代乾嘉学术,崇尚考据,注重实事求是,比较法为其中重要而常用之考史方法.如赵翼《廿二史札记》,考察正史书法优劣,即自觉采用比较考证方法.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也是通过历史著作之比较,凸显史家修史必须详略得宜,方能重现历史真实面目.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则以直书或讳书为准则,比较列朝史书,考察史家著作,而判定其优劣得失.崔述《考信录》,探究上古历史,从时*展的视角,比较历代文章繁简之变化,得出“世变所趋,不得已而然”之论断等等.比较法,是学术研究的常法;校短量长,求同究异;判别得失、优劣,察查消长、兴亡;考证真伪、是非,辨明雅俗、因革,都得运用比较法.黑格尔《小逻辑》认同的比较法,要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要能“看出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

比较法,是史学方法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傅斯年主张“史学便是史料学”,强调整理史料的方法:“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史料学既是比较方法的运用,可见比较自是治史的核心方法.陈寅恪归纳王国维治学的三大特点,也都涉及比较方法.杜维运鉴别史料,提到同源史料之比较,异源史料之比较,转手记载与原书之比较,也凸显比较方法的重要.论者指出:比较史学有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等类型.运用比较方法治史,首先要明确可比性,避免使比较沦为比附.比较研究的重点,通常是比较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共同性或相似性的事物,以求得“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进行比较研究时,不只要做单向比较而已,更须兼用多向比较、交互比较,以免失之片面与误解.

面对寻求解决的问题,或提出试探性解答,或揭示类比式推论,这就形成了假设的命题.假设命题尽管尚未确认其可否,有待判定其真假,然在混沌恍惚情态之下提出“假设”,无异汪洋大海中之指南针,黑暗神秘幽谷中的声纳器,对于导航和探测,确实发挥了辅佐的奇效.研究选题提出“假设”,好比搭建桥梁,连结已知和未知,绾合熟悉与神秘.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研究科学,喜用演绎法,与其他科学家采用归纳法不同:先假设某些现象是真确的,然后由那些假设演绎出推论,最后再以实验测试这推论.如果测试失败,原来所作的假设,就一定要更改.由此看来,假设是演绎法之一种.而演绎法之论证,主要在“为结论的真确,提供决定性基础”.

作为研究方法之“假设”(假说),是一种未经证实的学说,或有待求证的发现.可能出于灵光乍现的亮点,也可能是专业自信的特识,究竟是少数例外,还是普遍通象?支撑“假设”之证据,究竟丰富,抑或偏枯?经过推敲和考察,决定了假设能否成立之关键.当科学尚在创造阶段时,科学家往往提出假设,作为探索之导航;因此,不能避免猜度、投射(projection)、臆断(conjecture)等主观作用.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在提出假设以后,迟早要交付客观程序的检证.检证过程中,主观的假设,自会受到考验.是非、优劣、高下、偏全之检验考证,决定了“假设”能否成立之关键.

科学研究很重视“假设”,科学假说能否成立,取决于五项标准:相关性、可检验性、协调性、预测力、简单性;切合愈多,假说愈能坚实成立.研究选题既已拟定,初始假设亦同时成立,即可据此以搜集证据资料,决定进退取舍.待印证初始假说之事据多已到位,且能顺理成章进行解释;甚至触类旁通搜集到新事证,彼此也能相容为用,就可进层整合一组一组的假说,确认它可以成立,研究可以执行.史学、文学、哲学、思想之研究,离不开文本文献;所以,人文学门之研究,所谓“假设”,大抵建立在文献学“实事求是”的基础上.

就历史研究而言,史学家形成假设的主要方式有三:其一,借用文献之记述、暗示,或前人研究之成果;其二,通过演绎推理,从通则中取得假设;其三,通过类比推论,取得假设.推而至于文学与哲学研究,其则不远,其理相通:或缘于文献,或基于成果,或取自通则,或得自类推.高度概括,为其内涵特征;妾身未明,为其阶段角色.名家治学,多运用假设论证.如顾颉刚研究上古史,提出“层累地造成古史说”.胡适之对于战国诸子之兴起,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罗根泽发表《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日本内藤湖南探讨中国古代历史分期,发现唐代为中古史之结束,宋代为近代史之开端.史学家陈寅恪研究隋唐之政治、历史,经常运用“假设”去探求新知.陈氏的“假说”,往往植基于归纳的基础上,目的在寻找历史发展之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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