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明中后期商业文化和通俗小》：本论文为您写商业文化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摘 要：中国通俗小说源远流长,历史悠久.而在明代中后期通俗小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盛,这和明代的商业文化发展不无关系.明中叶以后,商业的发展呈现出和以往商业活动不同的重要迹象,折射出当时社会和经济某些新的动向,而这些动向对通俗小说的创作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通俗小说；弃儒就贾；定居化；印刷业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3-0076-03
通俗小说是以浅显的语言,用符合广大群众欣赏习惯和审美趣味的形式,描述人们喜闻乐见的故事的文学作品.作品语言为口语白话,语言通俗易懂,“无贤无愚,无不能读”[1]；“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2],这极大地消除了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在阅读方面的障碍和不便,同时也造就了通俗小说能够在广大民众间畅通无阻传播的盛况.
中国通俗小说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神话.明代中后期,通俗小说走进了千家万户,供民众娱乐消遣.到了明末时期,通俗小说的地位上升到史上最高点.明代横空出世的两部著作《三国演义》《水浒传》标志了通俗小说实现了由诉诸听觉到供案头阅读的巨大转变,并且它们本身就是旷世经典的恢弘巨著,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部通俗小说作品可以和之相提并论.那为何明代通俗小说的创作可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并且其传播和推广达到了“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的局面呢?
其实在通俗小说创作初现繁荣状态的明万历朝时,就有人开始试图对通俗小说广泛传播于民众作出了分析.袁宏道提出：文不能通而俗可通,则又通俗演义之所由各也.显然,袁宏道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阐释通俗小说在明代繁荣的原因,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似不够全面.而明万历朝的状元朱之蕃则认为：演义者,其取喻在夫人身心性命、四肢百骸、 玩好之间,而究其极,在天地万物、人心底里、毛髓良知之内等于扶持世教风化,岂因小补哉[3]！朱之蕃不愧是状元,他可以从世风教化的角度来分析通俗小说的教育功能,在当时这种观点实属新颖.
长期以来,秉持“武定祸乱,文致太平”理念的封建统治者制定了教化、善终、致治的治国方略,对思想和文化实行高压控制,宣称：一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其它书皆为宜戒勿读.更有甚者,永乐九年朝廷颁布了令人发指的禁令：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了,敢有*的,全家杀了[4].在封建统治者对意识形态领域严酷的高压控制下,通俗小说如何突出重围,冲破这层密不透风、阴冷肃杀的围墙的?抛开其它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这和明代的商业文化发展不无关系.
在谈及明末进步的社会思潮出现的原因时,历史学家总会把商业发展和市民力量的壮大列为极其重要的因素,而这也是通俗小说创作繁荣、传播广泛的重要原因.
明中叶前期,社会经济呈现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农副产业以及手工业产品的迅猛增加、道路交通更加便利、中小城镇纷纷涌现、人口相对集中、人们的消费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而在经济发展尤为繁荣的万历朝,内阁首辅张居正提出：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商；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他主张轻关税,以厚商而利农.这一系列农商并重的言论和举措无一不体现明代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的状况.这不仅在制度上打破了亘古不变的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更值得欣慰的是人们的传统观念、思维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思想观念的革新,是最为深刻、最为彻底的革新.
商业的活跃激发了市场秩序的活力运转.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逐渐侵蚀了封闭的自然经济结构的根基,打破了传统的等级,破除贱商的观念.明代中后期商人的社会地位显著提高,部分仕宦人家还公然认为经商有成和读书有成的价值是相同的.于是诸如“亦贾亦儒”“弃儒就贾”的新兴局面纷纷涌现.
伴随着商贾势力膨胀和市民阶层力量的壮大,明中叶时期思想界尤为活跃,最为突出的是李贽的异端思想的出现,对程朱理学和一切伪道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而被伴以酷刑强力推行儒学的阴冷气氛所环绕的通俗小说,其发展举步维艰.在这种峻峭肃杀的背景下,李贽认为通俗小说《水浒传》是“古今至文”,具有和《史记》相等的艺术价值的巨著.
正是由于商业迅速发展和商贾势力急剧膨胀,给人们的传统观念、思维习惯以及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追溯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历程,商业产生于先秦时期；初步发展于秦汉时期；在隋唐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到了明代,小农经济和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农产品商業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诸如棉花、茶叶、染料等农副产品大量进入市场成为了商品.区域间长途贩运贸易发展,城镇经济空前地繁荣和发展,出现了地域性的“商帮”,这也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正是因为明代商业的快速发展和市井力量的逐渐扩大,极大地动摇了人们传统的封建思想、价值观念,有力地开拓了民众的视野、更新了民众的观念.在这种欣欣向荣、百废俱兴、物阜民丰、人们思想极度活跃和商贾势力空前壮大的商业文化大背景下,通俗小说得到了充分和全面的发展.
明中叶以后,商业的发展呈现出以往商业活动不同的重要迹象,折射出当时社会和经济某些新的动向,而这些动向对通俗小说的创作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影响.
一、文人学士加入——活跃了市场经济、提高了通俗小说的水准
随着商业和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商贾的社会地位逐渐挣脱了和仆役、倡优、技艺、下贱同列的社会底层,甚至有很多商人进入了仕途,如出身于商人之家位居高官大僚的申时行、许国、汪道昆等.再如上层人士内阁首辅严嵩家里开设店号、“自退废以来大治产业”的徐阶；中下层人士许多农民改行做商贩、道士开设“线米铺”.虽然情形并非仅明代出现,但是达到明中叶有如此普通、如此多的人投入商品经济活动中的确是史无前例.在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剧变之际,甚至有仕宦公开宣称：“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5]甚至在徽州商业高度发展的地区,那里的人们认为：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6].
商业文化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明中后期商业文化和通俗小为关于商业文化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中国商业文化特点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