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赤子情怀大师风采》：本论文主要论述了赤子情怀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教过几遍梁实秋先生写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这篇散文,总觉得太散了,写得也特别简约,人物形象让人感觉不够丰满,缺少更多的细节支撑.尽管文末作者直接交代了梁任公先生是一位“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但是落实起来不太顺畅,“有热心肠”这一点学生不能直接感受得到.涉及到梁任公先生演讲内容的三篇作品,即《箜篌引》《桃花扇》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也觉得它们彼此游离,缺少贯通.特别是作者给予梁任公先生学术文章极高的评价,“实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于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也让人觉得太空泛,似乎落不到实处,有些人为拔高之嫌.
显然,这是另一类散文,和我们阅读一般散文的经验不同,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作者的创作理念.梁实秋先生是散文大家,他主张“文章要深,要远,就是不要长.描写要深刻,意思要远大,格调要高雅,就是篇幅不一定要长”.（《文学讲话》）这篇散文应该就是这类“描写要深刻,意思要远大”之作,这实际上是交给读者解读这篇散文的一把钥匙.既然作者认为“散文的美妙多端,然而最高的理想也不过是‘简单’二字而已.简单就是经过选择删芟以后的完美的状态.”那么,就需要我们重新走进文本,探求“简单”所留下的那些空白,并挖掘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而深刻的联系,以便能顺利地解决上面的那些问题.这样,梁任公先生的演讲稿《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就成了解读的第二把重要的钥匙了.
中国的韵文浩如烟海,这三天的演讲里,涉及那么多篇目,作者为什么只提到了这三篇呢?中国韵文里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是丰富多彩的,这三篇作品表达的又都是什么情感,为什么会让作者记忆至今呢?
我们先来解读一下《箜篌引》：
公无渡河.
公竟渡河！
渡河而死,
其奈公何！
这是一个最早记录在东汉末年蔡邕《琴操》中的故事.朝鲜津卒霍里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遂堕河而死.于是援箜篌而歌曰：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将奈公何！”声甚凄怆,曲终亦投河而死.
这是一个关于死的故事.那狂夫其发已白,可谓不少,对人世间的事情也应该看个半透以上了,是什么事情,竟让他这般铁了心地去死呢?是饥寒交迫,生不如死?还是万念俱焚,生亦如死?抑或万不得已,不得不死?他明明知道水深不可渡河,却那样勇往直前,一无反顾.无论狂夫是何人,无论是何因所致,这种慷慨赴死的大无畏精神,实在令人敬佩,令人震撼.特别是在他的身后还有一位不舍不弃的老妻,撕心裂肺地千呼万唤,就算是不吝啬自己的生命,又有几人能放得下这份夫妻之间的恩爱.他竟毅然决然,永不回头,何其慷慨,何其悲壮！懂得什么时候该放弃生命,捐出躯体,是大智也是大勇.对于一个深谙生命要义的人来说,死从来都是一门艺术,死得其所,才能重于泰山,死得其时,才能惊世骇俗,永存人们心中,启迪后人.
面对这样一个深得死的真谛的人,读者马上会想起另一个名字——谭嗣同.谭嗣同是戊戌六君子之一,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有足够的机会从容逃走的,但他都放弃了.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一文中写到：“到了八月初六,政变就爆发了.当时,我正在谭嗣同的寓所拜访他等谭嗣同整天不出门,等待逮捕他的人.逮捕的人结果没有来,就在那第二天,进入日本使馆,和我相见,劝我去日本等被捕的前一天,有几位日本志士苦苦劝他去日本,谭嗣同不听；再三劝他,他说：‘各国变法,没有不经过流血就成功的,现在中国没听说有因变法而流血牺牲的人,这是国家不富强的原因啊.有流血牺牲的,请从谭嗣同开始吧.’终于没有离去,所以遭了祸.谭嗣同已经囚在监狱里,作了一首诗题在监狱的墙壁上：‘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在八月十三日这天,在刑场上被害,享年三十三岁等刚烈啊！”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戊戌变法既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更是近代中国摸索救国救民真理的一场爱国运动.戊戌思潮过后,不仅大量的青年学生大批地倒向革命阵营,相当数量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也退出了封建官僚集团,另择他途.
闻一多先生曾向他的学生们“表演”过梁启超讲授古乐府《箜篌引》的情形———梁任公先把那首古诗写在黑板上,然后摇头摆脑地朗诵一句：“公、无、渡、河”,接着大声喝彩,叫一声“好”！然后再重复地念：“公、无、渡、河,”“好！”“公、无──渡、河,”“好！”“渡河──而死──,当奈──公何！”“好,真好,实在是好！”梁任公这样自我陶醉地一唱三叹,一声高似一声,并无半句解释,朗诵赞叹过后,就高呼道,擦黑板,就算讲完.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梁任公先生摇头摆脑地朗诵的时候,脑海里那白发狂夫一定是一直在奔跑着的,跑着跑着,就变成了谭嗣同.对“刚烈”死去的先烈,任何的评价都是苍白的.他懂得这牺牲的背后包裹着的是一颗怎样的赤子之心,他深知这份牺牲的重大意义,尽管他并不赞成这样的形式,但是这种为革命而死的精神,他是深深理解的.他时刻都能感觉得到谭嗣同不死灵魂的存在及鞭策.激荡在胸中的强烈情感,对慷慨赴死者的敬仰和痛惜,使他只能心领神会地由衷赞叹：“好！”“好！”“好,真好,实在是好！”此刻他心中的这份苍凉和悲壮,非戊戌变法的亲历者是无法体验得到的.他一定有千言万语,要对他的学生说,他也一定有千言万语要对他的战友说.这激荡的情怀,这无限的慨叹,都放进了这一个“好！”字里了.真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明知会死,却甘愿送死,本可不死,无奈必死,怎不叫所有热血男儿都生出无限悲恸,无限敬仰！
梁任公先生的这次演讲是在“大约在民国十年左右”,即1922年左右,演讲后“约二十余年”,应该至少是1942左右.这个时候日本侵略者正大肆侵略中国,家破人亡,国土沦丧,每个中华儿女的心中都积蓄着无限的悲哀和仇恨.置身于“黄沙弥漫,黄流滚滚,景象苍茫”之中,那种在某种巨大邪恶力量的淫威之下的孤独和无助,那种被压迫和被蹂躏的屈辱之感,触景生情,人人都会“不禁哀从衷来”！梁实秋先生是为百姓而哀,为民族而哀,为国家而哀,当然也为自己而哀.二十多年前的白发狂夫,一下子就站到了他的面前了.他完全理解了国家遭受侵略的人民的苦痛,他更深刻地理解了生不如死的无奈和悲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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