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权威和自由之衡》：本论文可用于自由论文范文参考下载，自由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摘 要： 在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中,旧制度在法国塑造了一个统一的 权威,使法国摆脱了分裂的传统国家结构.然而,旧制度在推动法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中只注重权威的塑造,而忽视了社会的自由诉求.旧制度抛弃了欧洲的自由传统,从而导致大革命的爆发.大革命回应了社会的诉求,但又侵蚀着国家的权威.旧制度和大革命是国家权威和社会自由之间的互动和博弈,国家理性试图在二者之间进行规范和平衡,必须兼顾权威和自由的双重特征.现代化的国家建构必须塑造有效的国家理性.
关键词： 旧制度和大革命； 权威； 自由； 国家理性
中图分类号： G236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5.02.003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ountries to modern countries, the old system created a unified central authority in France, getting rid of the division of the traditional state structure. However, the old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state of France on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shaping of authority, and ignored the freedom of social demands. Old system abandoned the European tradition of freedom, thus leading to the outbreak of the revolution. The revolution had been in response to the demands of the society, but also eroded the authority of the state. The old system and revolution i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tion authority and society freedom. Reason of state attempts to regulate and balance between them. Authority and freedom are characteristics of state,modern state construction must have effective reason of state.
Key words： the old system and revolution； authority； freedom； reason of state
从15世纪开始,封建君主专制就产生了,法国大革命虽然如此迅猛、激烈,而孕育出大革命的旧制度却以缓慢的步伐膨胀着.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对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等级制和自由传统的弱化抱以田园般的遗憾和忧伤,他对旧制度下的 集权和君主专制持着批判的态度.不可否认,对于现代政治而言,自由传统的衰落确实是一种遗憾,但是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来看,托克维尔对旧制度的批判未免过于狭隘,或者说,这是他中观的历史制度主义研究方法的固有弊端.他跳出了微观历史研究方法描述历史细节的套路,却没有走进宏观历史研究的领域.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思想侧重层面不在于此,另一方面是囿于他所处的时代.毕竟,他的时代仍没有跳出革命的漩涡,而法国大革命离他也不过几十年的历史.笔者从国家理性的视域出发,把法国大革命的进程看作是国家和社会两个行为主体各自表达其利益诉求的双向互动过程,是国家维持权威和社会争取自由之间的博弈.那么,何为国家理性?国家理性在旧制度和大革命的斗争中是如何体现的呢?国家理性的理论视角对现代化的国家建构又有哪些启示?笔者将在下文中对此作出解答.
一、概念的界定：“国家理性”的现代语境
“国家理性”或“国家理由”（reason of state）观念萌生于16世纪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咨政会”创制这一术语的目的旨在为国家的不义行为提供合法性空间.因此,“国家理性”的最初内涵是以工具理性取代道义理性,将传统的作为*存在的共和国的公民理性,转换为利益政治运筹和基于工具理性追求的 裸的功利考量.[1] 国家理性的出现标志着利益政治或权力政治的强势崛起,马基雅维利、博塔罗时代以来直至黎塞留专权、俾斯麦统一德国,民族国家由萌芽雏形到完成建构,似乎都在践行着权力政治的理念.迈内克在《马基雅维利主义》这部著作的开篇即指出,“‘国家理由’是民族行为的基本原理,国家的首要运动法则.它告诉政治家必须做什么来维持国家的健康和力量”.[2] 可见,国家理性最初回答的是国家的存在理由或“为何需要国家”的问题.然而,国家理性不仅在于“国家”前史的心智努力,而且在于“建国之后”,如何兑现“立国承诺”的道义指向和政治内涵.国家理性讲述的终究是“为何要有国家”（理由）和“国家应当为何”（理性）的二重禀赋.[1]显然,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语境下,我们更应当关注的则是“国家应当为何”的问题.
“国家应当为何”旨在界定国家行为的正当边界,关乎国家权力的规范问题.“国家的理性是指国家权力被限定起来以后,它不得不理性地运作而显现出来的理性,这是一种后设的理性形式,是社会限定国家权力并促使国家克制地运用权力而体现出的理性品质.” [3] 国家理性试图为国家建构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支撑,同时还致力于寻求国家建构的可行路径.于是,国家理性观念中涉及的自由和权威、个人和国家、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呈现于人们面前.“在所有政府中,权威和自由存在永恒的内在冲突,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没有一个能够在竞争中绝对占优势等寻求自由、服从权威就总是在长期、复杂的博弈中此消彼长,人们对之主观忽视甚至懵然无知.” [4] 因此,如何规范国家的行为,使其在有效维持权威的同时又不对社会自由构成侵害,在建构稳定政治秩序的同时又可尊重社会的合理诉求.要解决这一问题,国家理性不能仅局限于“为何要有国家”的历史解释,则更应强调“国家应当为何”的政治期许、法权规范和道德训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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