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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是发人深思的提问.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这是振聋发聩的回答.
75年前, 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是文艺创作的根本问题.
75年来,一代代文艺工作者,在《讲话》精神的指引和鼓舞下,深入生活、深入基层,向实践学习、拜人民为师,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创作了大批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为人民大众”,成为中国进步文艺的一个重要特征.
为群众,如何为群众
1942年5月2日, 在陕西延安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题目就是《为群众,如何为群众》.他提出文艺不是超阶级的,文艺要和工农兵群众结合.《讲话》成为中国文艺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在同一个时期,延安的 人还发动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这使得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意识到要创作出一个全新的反映 的理念的艺术作品 .
那时,不到20岁的贺敬之自然没有资格参加座谈会,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 到鲁艺又作了一个讲演,这次机会,正好被贺敬之逮个正着. 在演讲中提出大鲁艺小鲁艺的问题,意思就是说你们在小鲁艺这个小范围内要努力学习,但不要忘记广阔的社会生活,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还要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这些讲话对鲁艺和整个延安的文艺界影响很大.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实践《讲话》精神、自我改造的热潮掀起,这时的贺敬之更是积极地投身到下农村、进部队的锻炼中去,如饥似渴地吸吮着民间文艺的甘露,尤其对陕北一帶民间秧歌、民间小戏和民间歌舞等的了解和学习,为他以后诗歌和戏剧的创作风格和写作语言打下了深厚基础.
1944年,鲁艺院长周扬收到《晋察冀日报》记者林漫托人带给他请他审阅的“白毛女”故事的草稿.在鲁艺领导研究为当年“七一”献礼的节目时,周扬主张将“白毛女”这一材料创作成剧目,随即便成立了《白毛女》创作组,贺敬之负责剧本写作.
在执笔写《白毛女》剧本的时候,贺敬之的情感也像戏剧般 迭起,荡气回肠.在小窑洞里,他一边写着,眼睛里时而流着泪、时而冒着火——喜儿的悲惨命运、财主狗腿子的丧绝人性等创作 仿佛是洪水决堤,一泻千里,全变成密密麻麻的汉字挤在他的稿纸上.《白毛女》的剧本完成后,在鲁艺礼堂进行了彩排,反响非常强烈——当地农民观看了彩排,哭成了一片.后来专家们建议在结尾处加一场重戏,但此时的贺敬之由于连夜苦战,身心俱疲,便由丁毅改写并完成了最后一场戏.
“北风吹,雪花飘,雪花飘飘年来到.爹出门去躲账整七天,三十晚上还没回还.大婶子给了玉茭子面,我等我的爹爹回家过年.”这首《北风吹》是《白毛女》中的著名唱段,简洁而生动,在短短六句歌词中,既有写景抒情,又有叙事交代,情境合一,在开始就将人带入到了风雪扑面的情景中,又表现出了喜儿既欣喜又不安的心情.
演出过程中当黄世仁在白虎堂向喜儿施暴时,首长席后面的几个女同志失声痛哭；当幕后唱起“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歌时,掌声经久不息.座中的 、朱德、周恩来等 首长也深为感动, 在喜儿唱出“太阳底下把冤申”时,眼里闪出泪光.《白毛女》将来源于生活的“白毛仙姑”的故事,进行艺术上的构思、提炼和升华,赋予了这一故事新的主题和新的艺术形式,使之焕发出了全然不同的生命力.将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和 的阶级斗争理论结合在一起,成为解放区文艺标志物,迅速风靡各个解放区.
古城延安到处飞扬着“北风吹”“扎红头绳”的曲调.据说 在窑洞里和女儿李讷嬉戏时,用浑厚的湖南腔调唱起“人家的姑娘有花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
如果说贺敬之改变了《白毛女》,让这个民间故事具有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那么我们可以说,《白毛女》也改变了贺敬之,让他获得了一种新的历史意识和主体意识.
在1942年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成了文艺界的核心命题,创作集体中从周扬、张庚等领导者到贺敬之、丁毅、马可、张鲁等具体创作者,都认可并信奉这一艺术理想,并将之作为创作《白毛女》的艺术追求.
将笔根植于群众的土壤之中
梁斌的《红旗谱》是一部中国农民觉醒和奋斗的宽广壮丽的史诗；它强烈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标志着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回归本土、回归民族文化的重大成就；它慷慨悲歌、燕赵风骨式的悲壮美创造了审美新境界,独步文坛,鲜有来者；它所塑造的以朱老忠为代表的中国农民文学典型,不仅丰富了当代文学人物画廊,而且振聋发聩,至今无可比肩.为了创作《红旗谱》,梁斌舍弃个人利益,不顾个人安危,潜入敌后采访抗日军民；为了“补上”土改那段生活体验,他放弃解放区安全的社会环境,毅然随军南下,率领工作组开辟新区；为了集中精力写作,他四次辞官不做,无欲无求,自甘寂寞,只事耕耘,不计收获,精益求精,死而后已等
梁斌,1914年出生于河北省保定蠡县梁庄,11岁离开家乡就读县立高小,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梁斌考入保定第二师范学校,寒假回家参加了反“割头税”的斗争.蠡县农民有过年杀猪的习惯,猪肉一部分自食,一部分卖掉.国民政府巧立名目,杀猪收税,横征暴敛,农民忍无可忍.1931年1月15日, 博蠡中心县委书记王志远带领200余名农民上街游行 ,开展反“割头税”斗争.愤怒的群众砸了征税所,并到国民党县政府 .政府迫于压力免去当年的“割头税”.梁斌后来在《我的自述》中说：“这次宏大的群众运动,是我第一次见到世面.”此事成为《红旗谱》的一个素材.
九一八事变后,保定二师学生在 保属特委领导下积极进行抗日宣传.1932年4月,国民党教育厅宣布解散二师,因病回家治疗的梁斌按党的指示返校,听到返校的同学被国民党军警包围的消息,积极串联同学援助被包围的同学.7月6日,军警对爱国学生进行 大屠杀,打死学生8名,重伤4名,逮捕50多名,并将4名被捕学生杀害,造成耸人听闻的“七·六惨案”.二师护校运动和“七·六惨案”对梁斌影响极深,他说：“自入团以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一棵荆棘.二师‘七·六’惨案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二棵荆棘.‘高蠡 ’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三棵荆棘.自此以后,我下定决心,挥动笔杆做刀枪,同敌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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