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类自传写作和认同政治》：本文关于自传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内容提要：我国各人口较少民族共时态进入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双重裹挟之中,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速、城乡互动的日益强化、多元文化的日益融合,改变了民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文化存在形态及其传承模式,特别是各人口较少民族的现代化几乎都是以资源开发型为主,由此给民族文化的存续问题带来极大风险.人口较少民族作家自觉以民族文化代言人身份,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审美回应.“类自传写作”则是这一回应的文学表征.囿于强烈的民族性表达和二元式立场,“类自传写作”最终走向了认同的政治,“中间状态”写作是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基本走向.
关键词：“自传性”写作 现象 认同政治
尽管在长期形成的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生存格局和“多元一体”政治构架的共同规约之下,很难说会有一种单一、纯粹的民族文化存在,多民族文化间的交往、对话和融合实为应有之意.只不过这一时期多民族文化间的交往要么没有彻底改变某一民族文化的整体结构,没有从根本上中断某一民族文化的传承或延续,要么是某一族群的自愿选择.民族文化身份问题一直没有成为民族群体的显性焦虑.只有在全球化及现代性渐趋强化所形成的“风险社会”里,民族文化身份问题才渐成各少数或边缘群体的在身性体验,并成为少数民族文学书写主题,特别是其中人口较少民族,更有着回应现实际遇的地方性机制及建构审美世界的独特方式.在身份归属和社会整体化运作双重作用下,在文化均质化和文化异质化相互碰撞、融合语境下,形塑出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类自传写作”现象.
“类自传写作”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自传”.“自传”是以叙述者“我”来讲述自己的真实故事.如法国学者勒热讷所说,“自传”是“一个真实的人在强调他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个性历史时将其自身存在用散文体写成的回顾性叙事.”他认为,自传作者的目的不是寻求“简单的相似”或“真实的效果”,而是对“真实本身的写照”.美国学者斯通也认为“自传”是“对一个人的一生,或者一生中有意义的回顾性叙述”.即,“自传文学是一个真实的人以他自己的生活为媒体写成的回忆性散文”.笔者所谓的“类自传写作”不同于“自传性写作”之处在于,“类自传写作”不是以主人公自述自己的生平经历为主,不重在叙事的个体化特征和故事的真实性程度,而是叙述者自觉地以民族文化代言人身份,着重叙述本民族传统或历史的现代遭遇,并给予当下意义的情感回应或理性反思.如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裕固族作家铁穆尔、锡伯族作家傅查新昌、独龙族作家罗荣芬、达斡尔族作家萨娜、普米族作家和善全等人的作品,都是自觉地以叙述者“我”和民族身份的“我们”相统一作为叙述主体,笔者把这种写作称为“类自传写作”.“类自传写作”因叙述者强烈的民族代言人意识或自我民族情结,背负着沉重的集体价值表述和民族文化构建重任,注重表达民族群体的价值建构和认同理想,或者说,“类自传写作”在更多意义上是一种话语实践和文化行为.
“类自传写作”的历史生成
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总是会以各种不同方式对其体制内的文学加以规约和询唤,“大一统”意识形态的消解是主体意识觉醒的前提,主体意识觉醒又直接影响到叙述者主体话语的彰显.具体到国内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很长时期内,作为被压抑、被排挤于社会和文化边缘的我国各少数民族,很难发出独立的声音而不得不处于失语的客体位置,在主流意识形态询唤下的民族文学自然是这一意识形态的地方性表述,是主流文学在政治意义上的补充或点缀,在这一时期,尽管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中也曾出现以“我”作为叙述主体的文本,但这类文本中的“我”只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见证者、阐释者、传承者、倾听者、接受者,甚至“被教育者”,叙述主体的个体意识、主观情感和内在体验很难在文本中得以彰显或敞亮.
随着民族政策的正确执行、文化教育的逐渐普及、全球化及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文化多元主义的渐次形成,人口较少民族作家被压制的民族身份得以觉醒和深化,“类自传写作”因其能够把民族文化和多元文化相勾连,能够把创作主体的内在情感和理性思考和本民族的现实境遇相勾连,能够把叙述主体的个体性和本民族的群体性相勾连,能够把文学审美建构和意识形态诉求相勾连,才作为实现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身份认同的方式和途径被接受、被倡导,以摆脱其他民族话语对其形象的漫画化、妖魔化或者浪漫化问题,建构自己的身份归属.因为,还有谁能比本民族的叙述者“我”更好地理解自身、更好地书写自我民族的前世和今生呢?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曾一再强调“声音不能替代”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民族意识觉醒后的焦虑性表达.
同时,各人口较少族群几乎都生存于地理位置偏远、交通通讯闭塞、文化生态脆弱的边缘区域,形成和自然万物和谐同一的生态意识和思维方式,他们对现代化更多持一种防范或恐惧心理,他们的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胁迫的现代化,或者说是在其还没有现代化意愿的情况下就被迫纳入现代化轨道的,特别是人口较少民族的工业化几乎都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以资源型产业为主体,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必然会对原本脆弱、单一的生态产生严重破坏.例如,1964年我国决定正式开发中国最大的原始林区,来自祖国各地的林业和铁路战线的两万多干部职工、科技人员,铁道兵三、六、九师八万官兵汇集到祖国最北部的“高寒禁区”大兴安岭,等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怀着报效祖国的伟大理想,发挥了聪明的才智,创造了人间奇迹.但是,这一“创造人口奇迹”的工业化进程却破坏了居住在大兴安岭林区各少数民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和此相适应的民族文化,特别是新时期到新世纪以来,民族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更是以加速度方式向纵深推进,在经济发展和文化保存矛盾还难以有效平衡和良性协调的前提下,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全面而深刻地影响到少数族群传统生活形态,进而引发其对现代化的恐惧和抵触情绪.乌热尔图在《萨满,我们的萨满》中,隐喻化地把为森林工业开发而修建的公路称为“蛇”,裕固族作家巴战龙在《关于一匹马的故事》中同样是把一条柏油马路隐喻为“蛇”,“蛇”的意象设置无疑是少数民族对现代化恐惧的象征化表述.“类自传写作”即是人口较少民族以文学方式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自传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类自传写作和认同政治为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自传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自传范文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