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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莫言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蛙》以中国农村为背景,聚焦计划生育政策对个体生命历程和精神世界的影响,借以表现出对中国现代性命运的深刻反省,小说中的姑姑在特殊时代里心灵的扭曲反映出的是整个时代背景下人性的异化,和此同时在新时期,她的命运再一次在颠沛流离中无处安放.
关键词：莫言 《蛙》 计划生育 悲剧 忏悔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指出：希腊艺术的繁荣不是来自希腊人内心的和谐,反倒是源于人们内心的痛苦和冲突.个体在时代洪流中颠沛流离的命运是许多经典作品的主题,而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则常常成为作家们细腻刻画的着眼点,无论是莎翁笔下的哈姆雷特对于自身命运的深沉诘问,还是曹禺的话剧《雷雨》中所展现的周鲁两家前后三十年的矛盾纠葛,都是时代因素、社会因素综合作用在人物命运中的结果.
莫言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蛙》以中国农村为背景,聚焦计划生育政策对个体生命历程和精神世界的影响,借以表现出对中国现代性命运的深刻反省.“蛙”作为一个有象征意味的意象,对小说主人公姑姑的命运有着特殊的存在意义,蛙和“娃”谐音,而青蛙的叫声又酷似婴儿的啼哭,姑姑对青蛙的恐惧,和其晚年自身的忏悔脱不开关系.小说中的姑姑是一位乡村妇产科医生,她一生坎坷波折、毁誉参半,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她是村民们眼中高风亮节、为人敬爱的“送子观音”,为无数的产妇接生,挽救了无数新生儿及其母亲的生命,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后,她却摇身一变成为村民们眼中的“杀婴恶魔”,她亲手酿成了王仁美的悲剧,不顾众人的反对,怀着一腔热血投入国家现代化的浪潮之中,被时代裹挟下的姑姑双手沾满鲜血,内心拥有着无比坚定的信念,她大声疾呼：“我不怕做恶人,总是要有人做恶人.我知道你们咒我死后下地狱！ 人不信这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即便是真有地狱我也不怕！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1}
我想,或许姑姑悲剧的根源正源于此,当她对共产主义事业满怀令人生畏的 时,当她坚信以牺牲个体为代价的发展必不可少时,当她尽力维护家族的光荣革命史时,当她内心丧失了对一个高于尘世的彼岸世界的坚守时,当她为了计划生育事业和村民斗智斗勇、不徇私情时等我看见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在人的心灵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这种烙印造就了那些包括姑姑在内的或甘愿或被迫“为国献身”的人们无可逃避的悲剧命运.社会观察家托克维尔在对法国大革命的观察中发现“宗教问题上的绝对无信仰是违反人类天性的,它使灵魂陷入痛苦的状态中,但对群众似乎有吸引力”{2}.他坦言：“当宗教离弃灵魂时,它并不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让灵魂空虚疲弱,灵魂一时间充满了感情和思想,它们一度占据了宗教的位置,暂时使灵魂不致消沉等他们把这种骄傲自信心化为他们自己的力量等他们从不怀疑他们的使命是要改造社会,使人类新生.对于他们,这些情感和热情已变成一种新宗教,它产生了宗教所产生的某些巨大效果,使人们摆脱个人利己主义和忠诚,使人们经常胸襟开阔,不斤斤于一般人计较的秋毫得失.”{3}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宗教”并非教人以向善,它在短期内固然能产生某种巨大的“群体效应”,推动社会奔向某个共同的“乌托邦”,然而长此以往,尤其是当这种廉价的热情消耗殆尽,“乌托邦”的谎言被戳穿之后,它带来的是个体心灵的幻灭和和此相伴而生的命运悲剧的凸显,无神论者倘若无法诉诸理性,被裹挟进某种邪恶教义,便极易从人变成魔,正如小说中蝌蚪父亲的感叹：“责任心强到了这种程度,你说她还是个人吗?成了神了,成了魔啦！”{4}
晚年的姑姑逐渐从年轻时的癔症中醒来,曾经无畏地狱、无视上帝的革命者转变为一个饱受蛙声折磨、内心惶惶不安的忏悔者,她在那个年代里心灵的扭曲反映出的是整个时代背景下人性的异化,姑姑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中的冷酷和残忍其实源于对自己出身的自卑心态,她试图以一种极端而泯灭人性的方式凸显自己的一片忠心,姑姑胸怀着一个现代性的宏伟远景,坚信计划生育政策是为全人类谋福祉,“这是一种现代特有的罪恶：即间接的、非个人的、借助于复杂的组织和机构的罪恶.姑姑确如王仁美的母亲所言,已经不复为人,而成为现代性庞大冷酷的机器中一个冰冷、坚硬的革命螺丝钉”{5}.这大抵验证了阿伦特笔下的“庸常之恶”：“它比没有职责作为借口的邪恶更加可怕,没有借口的邪恶至少会使罪犯在心灵深处受到谴责.而有了职责的借口,犯罪就成为某些人的职业——正常、正当,甚至高尚的职业,罪犯们不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样,社会就成为可怕的屠宰场,许多人甚至因此成为合法的犯罪狂.”{6}
姑姑晚年的忏悔不可谓不真诚,年迈的她口述每个被自己扼杀掉的婴儿的父母形象,让郝大手据此捏泥娃娃,以减轻心中的罪责,勉强安放自己饱受时代创伤和道德拷问的灵魂,然而,小说并没有止步于此,这样的忏悔本身并未对姑姑的人生起到救赎的意义,莫言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延续到了新时期,在他笔下诞生的,不是彻底的无辜,也不是完全的邪恶,有的只是在时代裹挟下的个体的苦难.陈眉可以说是小说中最为悲惨的一个人物,她的父亲陈鼻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观念导致她从出生起就命途多舛,等她在外打工遭遇不测后,亲生父亲非但没有给予她应有的关爱,反倒不认她这个女儿以防止她提出承担医药费的请求,在父亲眼中,她成了冒充他女儿的“蒙着黑纱的妖精”{7},成了想要诈骗他钱财的无耻之人,最终她无可避免地被卷入了一场混合着金钱、私欲、谎言的 风波,而作品中的“我”和姑姑,其实也和陈眉的悲剧命运脱不开干系,正是因为对过往犯下的罪恶的恐惧以及迫切的赎罪心理,才会想用制造新生命的方法来偿还曾经造就的血光之灾,然而这种违背他人意志的自私举动,却将早已伤痕累累的陈眉推向了无可挽回的深渊等作者的巧妙之处在于：设置了一个看似脱离于文本现实的拍摄现场,让走投无路的陈眉求助于古老的道义却最终碰壁,原因很简单：这幕剧并非真的脱离于现实,它本身只是现实中的一个小片段,既然时代本身充斥着金钱和私欲,又怎可希望一些演员来挽救自己的命运呢?正如尼采所预言的那样：“上帝死了.”在这个无人扮演审判官的时代,“人和人之间除了 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的 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等”{8}在信仰的真空之中,每个个体都似飘零而没有根基的浮萍,苦苦寻觅可以扎根的道德土壤,却最终发现在表层的肥沃之下,存在的仅有虚无等
我们不免慨叹：在这样的时代里,不仅善行本身受到侵蚀,就连人对历史的忏悔之心也成为了被人利用的对象,赎罪意识本身也未能幸免.“他们以赎罪的方式酿造了更深的罪恶,以阻止悲剧的方式制造更大的悲剧.”{9}可以说,《蛙》中人物的悲剧不仅和其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和其他人物的命运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蝌蚪自述的那个恶作剧一般,“将那种青色的或者绿色的虫子,用图钉或者棘刺,将它们的尾巴扎在地上或墙上,然后看它们挣扎,看它们想爬行逃命的意识和不听指挥的身体如何搏斗.当时我毫无怜悯之心,甚至感到愉快.和虫子相比,我是强大的,强大到虫子无法感知我的形貌.对虫子来说,我就是制造一切灾难的神秘力量.它甚至都感受不到我那只行凶作恶的手,它只能感受到那枚图钉,或者那根棘刺”{10},但是,谁又能够声称自己的命运和那些虫子不一样呢?无论是小说中的姑姑、蝌蚪,还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个个体,或许都会感到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操控着,无论如何挣扎都无法真正挣脱,尼采很早就在《善恶的彼岸》中预言了现代人的困境：“危险——这一道德之母、巨大的危险——再次出现了,但这一次,它移置到了个体身上,移置到了最亲近的人身上,移置到了大街上,移置到了自己的孩子身上,移置到了自己的心里,移置到了自己内在的希望和意志的隐秘之处.”{11}
莫言并没有简单地评论计划生育政策的功过是非,他只是将其作为时代的精神背景,以此来探讨其对人的处境和命运的影响,正视小说中人物的悲剧也是让我们正视每个人自己的命运吧.
①④⑦⑩ 莫言：《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第150页,第246页,第260页.
②③ 托克维尔：《旧制度和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90页,第196页.
⑤⑧{11} 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7页,第136页,第24页.
⑥ 汉娜·阿伦特：《反抗平庸之恶》,陈联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⑨ 梁振华：《虚拟的真实和真实的虚幻———莫言〈蛙〉阅读札记》,《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4期,第97页.
时代烙印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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