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理性、维权环境和农民工过激维权行为》：关于免费农民工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农民工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摘 要：不少研究将农民工的过激维权行为归因于其素质低下而出现的非理性行为.经济学分析表明,农民工维权行为是在当前维权环境下理性选择的结果.基于个人行为决策的角度,在高维权成本的环境下,稳健维权的预期回报率低,而过激维权尽管具有高风险的特征,但由于容易引起政府及媒体的介入,结果提高了维权的成功率和回报率.基于社会稳定的角度,过激维权却容易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因此,必须采取干预措施以减少过激维权行为.政府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成立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基金,政府部门承担维权的最终责任,提高侵权者的侵权代价,降低稳健维权的成本,增加农民工组织维权的途径.
关键词：农民工；过激维权；经济学；理性；期望效用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01-0042-05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一)过激维权
过激维权是指特定的行为主体,在自身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不是走正规的渠道和程序,而是通过采取某种过激行为威胁侵权方,或者以过激行为向有关政府部门施加压力,从而使自身合法权益得到保障的维权行为方式.现实中常见的过激维权方式有绑架、杀人、堵门、堵路、跳楼、跳塔、爬塔吊等.
根据中国知网的数据,研究农民工维权现象的文献数量在2012年达到高峰（如图1）,但是专门研究农民工过激维权行为的文献数量非常稀少,近年来每年仅有少数几篇.
在不同的研究中,过激维权有不同的称谓.王亮把农民工维权分为三种方式[1]：第一种是合法的途径,即农民工到政府相关部门,以、劳动部门申请仲裁和到法院进行诉讼的方式展开维权行为.第二种是非法的途径,即农民工采用闹事、打架、武力威胁、绑架甚至杀害侵权人的方式来进行抗争,以达到维权的目的.第三种是“中间途径”,即通过采取牺牲尊严苦苦相求、跳楼、跳桥等自我伤害方式来维权.过激维权属于上述的第二种和第三种.董玥玥把维权方式分为制度维权与非制度化利益抗争两种[2],这里的非制度化利益抗争与本文所指的过激维权是一致的.李煜玘的调查表明,多数农民工会选择正当的体制内维权方式,而当体制内维权困难重重时,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倾向于参与集体罢工、等体制外途径维权[3].还有的学者把维权方式分为制度化正式渠道和非制度化的非正式渠道两种方式[4].本文所指的过激维权与非制度化利益抗争、体制外维权、非制度化的非正式渠道等称谓不作严格的区分,与过激维权相反的方式是稳健维权.
中国历史上不乏“过激维权”的故事,古代有蒙冤者拦轿喊冤,当今有受害者过激,典型事件古有《水浒传》里的武松杀嫂,今有2004年宝马*案中刘亮以死相争等,这些事件维权者有的是以自己的武力剥夺了他人性命,有的以剥夺自己性命相威胁,都是过激维权的不同版本[5].
(二)关于过激维权者的理性与非理性之争
围绕农民工过激维权的背后行为逻辑是否符合理性,学者们展开了争议.
一些学者认为,农民工过激维权是一个非理性行为,特别是从素质论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更是如此.对于过激维权现象,不少研究认为原因在于农民工素质低、法律意识淡漠.进一步地,有学者认为农民工维权“具有集体性、非理性、主动性、利益性和制度性等特征,且近几年呈扩大性、破坏性和严重性的趋势”[2].上述观点更多的倾向于认为农民工的行为具有非理性特征.但是,现实的世界中的过激维权行为并不罕见,这是否对“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挑战呢?
一些学者则认为,农民工过激行为具有理性的特征.农民工的维权行为具有传统小农与现代市场理性的双重特征,其维权逻辑包括损失最小化原则、总体性算计原则与功利性原则[6].不能谴责农民工不走正规渠道维权,而选择地缘组织、黑帮组织维权,扭曲的市场所扭曲的不是人们的理性而是人们的行为,问题是制度的“不理性”而非农民工行为的“不理性”[6].过激维权行为频频发生主要是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和法院没能承担起应负的责任和义务,不能通过制度上的“第三方实施”来保证契约的履行[7].在保证契约强制实施的第三方未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大多数农民工对求助于司法体系讨回公道失去了信心,被迫更多地使用了私人性质的手段[8].上述角度说明了农民工在处理工资纠纷中的过激行为并非首选,而是在理性维权无效情况下的一种无奈的选择.
一些学者则认为农民工的维权行为界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农民工的维权行为具有徘徊在自力救济与他力救济之间、理性与冲动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自上而下的推动与自下而上的推动之间等多元化特征[1].由于农民工与农民具有相似特征,对农民抗争行为的解释也侧面说明了农民维权行为的逻辑.斯科特从“生存*”解释了东亚农民的抗争行为,黄振辉和王金红则认为“生存*”解释力不够,提出了“底线正义”被践踏是农民工抗争行为尖锐化的根本原因[9].上述研究说明了过激维权行为触发的原因,或者说,过激维权行为是在维权环境作用下产生的.
虽然农民工行为观念与现代市民有差异,但这并足以推论出他们的维权行为是非理性的必然结论.本文基于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的假设,引入期望效用函数对过激维权行为进行解释,分析农民工选择不同维权行为的决策逻辑.
二、农民工维权行为决策模型
(一)农民工的维权策略
当农民工权益受到企业侵犯时,他有三种策略选择：一是忍气吞声,二是稳健维权,三是过激维权.
假设合法交易,农民工获得正常收益为Y.当侵权发生时,以Q代表侵权的数量,如果农民工忍气吞声,农民工的收益为Y-Q；如果农民工采取稳健维权行为,农民工稳健维权成本为C,稳健维权收益为Y- k1Q；如果农民工采取过激维权行为,农民工过激维权成本为mC,过激维权收益为Y-k2Q.
其中k和m说明如下：
系数k表示农民工采取维权行为失败的概率,取值是：0≤k≤1 .即,当k等于1时表示农民工仍遭受到与采取维权行为前一样的侵权,即维权完全不成功,当k等于0时表示受到侵害的程度为0,维权成功,其全部应得收益归还.根据前述条件,在政府界入的情况下,k2 农民工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理性、维权环境和农民工过激维权行为为关于本文可作为农民工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农民工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