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农民工市民化进退哲学》：本论文可用于哲学论文范文参考下载，哲学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摘 要：农民工市民化具有进城退农的二重性,存在复杂的进退逻辑.在共性方面,进退都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紧迫性和规模性；在个性方面,进退不仅矛盾各异,而且进快退慢、进易退难、进急退缓、进集中而退分散、进退主体意愿多元；在相互关系方面,进是退的前提和保障,退是进的深化和结束.依据农民工市民化进退逻辑,其进入机制应该是一种针对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安排,其退出机制应该是一种针对农民工的诱致性制度安排.
关 键 词：农民工市民化；进入机制；退出机制
中图分类号：F3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4）02-0052-05
农民工市民化是关系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大全局性问题的矛盾汇集点,是构建新型城乡工农关系的枢纽,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长期阻滞而形成的累积性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必须正确认知农民工市民化的进退哲学.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进退二重性
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定义,较为普遍的观点是指在个人努力和政府帮助下,“进城农民工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和平等权利,融入城市社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阶层的过程”. [1] 毫无疑问,这样的定义抓住了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基本属性：进——由乡村进入城镇,但仅此一个属性还不能说是农民工市民化.如果没有另外一个属性：退——退出三农,则农民工市民化就不是市民化,就会异化为农民工城乡两栖化,使城乡二元结构移至城镇内部,形成拥有三农资源的新市民与没有三农资源的原住市民在城镇内部并存的格局. 这样的异化虽然也实现了城镇化,但无法促进农业、农村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的推进.
陈锡文指出, 推进城镇化必须注重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这样,城镇化发展才具有扎实的经济社会基础. [2] 所以说,农民工市民化必须包括进退两个要素或环节,一进一退,缺一不可.进指的是进入城镇安居乐业,实现生产方式由农业向二三产业的转移、生活方式由乡村生活向城市生活的转型、 社会身份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 退指的是退出农村承包地及其他生产资料、 退出农村宅基地及居所、 退出农民阶层.进意味着非农化、市民化的初始,进的实现标志着城镇化的中期成果；退意味着市民化、非农化的深化与固化, 退的实现标志着城镇化的最终成果和整个城镇化过程的完成. 只进不退, 不是农民工市民化,而是农民工两栖化；只退不进,也不是农民工市民化,而是农民工失地化或无家化.既有进又有退才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完整过程,才能扎实促进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 真正破除城乡二元方程. 因此, 农民工市民化不能只讲进而不讲退,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设计不能只有进入机制而没有退出机制.
农民工市民化不等于农民市民化. 这两个概念高度近似、极易混淆,大多数人在理论与实践中常常不加区分,实际上二者存在隐性差别.农民工市民化是现在进行时,在整个城镇化过程中处于已经开始城镇化的阶段,达到农民已经进入城镇就业但尚未转为城镇户籍的半城镇化或准城镇化状态.农民市民化是将来进行时,包括尚未开始或即将开始城镇化的准备阶段,其起点要早于或前于农民工市民化阶段.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市民化的一种初级形态.从进退要素看,农民工市民化是先进后退,先进城为工而后再转为市民,进而全部退出三农；而农民市民化既可以走先进后退的路径,又可以走先退后进的路径.因国家征地而失去土地的失地农民,他们的城镇化路径就是先退后进.所以,农民市民化包括农民工市民化和失地农民市民化两种相反的形式或路径.相对而言,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城镇化更为普遍的形式和路径.
二、农民工市民化的进退逻辑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表现为已经进城务工和居住的农民工无法获得城镇户籍及与之相关的公共服务,因而不能转化为真正的城市居民.由于“城市户难进”,必然导致“农村根难断”,农民退出三农更加困难,市民化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推进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关键在于建立完善的进入机制和退出机制.正确理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退逻辑则是制度设计的理论前提.
(一)进退的共性
1. 进退的长期性、复杂性.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历时性问题,无论是就农民工总体而言还是就农民工个体而言,进与退都是一个相当漫长而艰难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抉择、迁移、转折过程,其对农民工家庭当下生活和后代生活的影响是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按照中国目前还不到40%的户籍城镇化水平和年均1%强的增长率, 要达到70%的城镇化率,仅进一个环节就需要30多年的时间.进退的长期性在于其复杂性.农民工市民化的进退是农民工家庭、城乡政府、企业等多方在多重规则约束下,为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最大化而在城乡就业、住房、基本公共服务、土地资源等方面进行的一场长期利益博弈,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2. 进退的紧迫性.2011年, 中国外出务工农民工接近1.6亿,其中绝大多数人没有城镇户籍,家庭生活、子女教育、均等住房、基本医疗都缺少长期保障,生活极不安定.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世代交替,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主体. 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多数成长在城市,既没有土地也缺少务农经验,更不好农事,融入城镇愿望极为迫切和强烈.非市民化状态不仅引发了农民工的强烈不满, 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而且制约了城镇化应有效应,妨碍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个问题已经到了不能再拖延的时候了”. [3]
3. 进退的规模性. 在中国当前53%的城镇化率中, 近1.6亿外出务工农民工是作为城镇常住人口被统计在内的, 但实际上他们仍然处于半城镇化状态中.1.6亿的存量已属巨大,但未来增量更大.中国目前的城镇化刚刚达到中期水平,“若203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65%左右,就意味着今后20年内,还将有2亿多农民转移到城镇就业和居住”. [4] 存量与增量叠加,国家将要面对的是4～5亿农民工需要实现市民化的现实. 如果每个农民工的市民化成本为10万元人民币,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总成本将高达40～50万亿人民币.所以,无论是就人数还是就成本而言,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规模都是世界城市化历程中所罕见的.
哲学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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