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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慈欣和科幻文学”笔谈
虽然一直没有被主流文学界接纳,但刘慈欣和其小说《三体》,其实早已被广泛关注,在二○一五年,更是获得了世界科幻殿堂最高荣誉的“雨果奖”,经过改编的电影《三体》也即将上映.所有这些文化现象,都表明科幻文学已经具备了“总体性”讨论的可能.但这种讨论如何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文本解读,而产生新的思想内容,尚需知识界做出认真努力.《读书》编辑部所约这组笔谈,即是尝试.
德国汉学家瓦格纳（Rudolf G. Wagner）在一九八五年提出一个假说,认为中国自一九七八年以来爆发式流行的科幻小说是一种知识分子群体的“游说文学”（science fiction as a lobby literature）.瓦格纳发现,不像同时期外国科幻小说常呈现未来社会的各个部分（阶层）,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科幻故事重复讲述的,是在远离了“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边疆飞地,科研工作完全不受政治干预和资源限制地开展,同时在科学家主人公以外,政府、党、军方、工农都未扮演任何角色.因此瓦格纳认为,新的科幻文艺是这样一种文学：通过描绘科学家在未来社会中所扮演的主导角色,来展现知识分子群体对科技兴邦的诉求.
然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科幻文艺的矛盾在于,一个知识分子从政治运动中走出来的时期,也恰恰是国家科技预算大幅削减,尖端技术项目纷纷下马,武器和战略工程的“飞地”难以为继、逐步瓦解的时期.换句话说,在“科学的春天”的同时,也带来了“卖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脑体倒挂”“以市场换技术”等说法.
因此当《三体》这样的故事,想要在现实历史的时间轴中检索出一块资源无限供给的飞地以安放一个地外生命搜寻项目,并以此开启另一条时间线时,这个另类历史的现世接口便只能安放在六七十年代.而现实历史也正好终止在红岸基地的解体,即刘慈欣所提示的八十年代国防预算的削减.其后,故事就进入了和现实平行的另类未来.
冷战和“ ”,这一二十世纪内部尚未被打开的时空褶皱,在刘慈欣的科幻文学中向我们展露了其危机和可能性并存的复杂面貌.不同于八十年代的科幻小说和过往的诀别,《三体》作为一个架空历史故事,从一开篇就是一段从冷战和“ ”中派生出的替代性未来史,就其对我们原有历史和文化经验的扰动而言,《三体》可算是一部十足的“冷战朋克”“‘ ’朋克”—在传统的建制性“ ”叙事中插入冷战元素,将历史的主舞台从城市政治运动转向大兴安岭深处的战略飞地和异端个体.沿着这条线索,由“红岸”和“地外生命搜寻”入手,考察这些冷战年代的科幻设定在二十世纪的起源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打开《三体》的知识图谱和文化感觉结构的可能路径.
和地外文明接触的尝试,串起了从古代通灵术到现代射电天文学的隐秘联系.在十九世纪末,叶芝所在的秘密会社“黄金黎明隐修会”（Hermetic Order of the Golden Dawn）,已有借助“以太”和塔罗仪式进行太阳系通信和旅行的活动,而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Cavendish Laboratory）在当时已经聚集了一批研究以太和灵媒的物理学家,在“二战”后成为射电天文学的重镇.可见在利用无线装置从噪声中搜寻交流的可能性这一点上,维多利亚时代的灵媒学和二十世纪的地外智能搜寻具有亲缘性.二者都希望和他者的接触是可能的,两种研究的对象都是人最痛切的关怀：哀悼、孤独、和死者和远方的接触.
和异类交流的渴望折射出人类对自身群体中异质性的焦虑,而这种焦虑恰恰在冷战的阴影中达到 ,事实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生命科学部门地外生命搜寻（SETI）的第一波浪潮“奥茨玛（Ozma）工程”的历史基本和冷战重合（一九五九至一九七八）.而为了保证项目的国会预算,在冷战战略部门和科研机构中拥有多重身份的科幻、科普作家卡尔萨根起到了关键的游说作用.他描写SETI的科幻小说《接触》获得一九八五年全美畅销书排行榜第七位,小说一九九七年由导演罗伯特·泽米基斯搬上大银幕,成为和同样出自他手的《回到未来》《阿甘正传》并称的主流美利坚故事.
相应地,对于地外生命可能存在形式的探索,也就逻辑地派生自应答、安置和驯服他者的帝国知识.正如扬·梅杰（Jan Mejer）在他一九八五年的文章《迈向宇宙社会学：异形的构造》中写道,最早有关异形的接触经验可追溯到欧洲殖民者对“第三世界”的扩张,对于欧洲人来说,土著是一种非人（non-human）,建立在这种框架下对于原始人的初民想象,反映了欧洲帝国文化的宗教哲学,进而将自身的社会问题投射到神话学式的解决方案中.因此,对冷战两大阵营而言,外太空既是充斥黑暗他者的未知领域,也是可能取得资源、治愈旧症、重获文明生命力的“新边疆”.
“红岸”和“新边疆”同源的证据,来自冷战时期阵营另一侧的苏联.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苏联学界,宇宙社会学的最早建构,是多个有社会科学取向的地外文明研究方向的统称,比如地外文明的形成条件和可能形态、和其接触的预期情景及后果、未来太空殖民中人类如何和地外文明共存,以及星际旅行和空间研究对人类社会自身的影响.苏联天体物理学家卡普兰（Samuil Aronovich Kaplan）于一九六九年编写了这一领域的首部文集—《外星文明：星际交流问题》,后由专门为美国翻译苏联科技情报的“以色列科学翻译计划”（Israel Program for Scientific Translations）在NASA内部出版.卡普兰在开篇的导论中将宇宙社会学和宇宙生物学进行了对照性定义：如果宇宙生物学研究生命在地外环境下的起源和进化,则宇宙社会学要研究智能文明在此条件下的起源和发展,这一方面要借助对地球文明起源和成长的认识,另一方面要借助地外文明搜寻所可能获得的数据.
可见,地外社会学从一开始的主要目标,就是帮助理解和解决冷战时期的地球事务.早在一九六一年美国首席智囊布鲁金斯递交给NASA的报告中,就提出了空间探索对于美国战略研究可能起到的广泛推动作用,报告建议NASA考虑开展关于和平利用空间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和国际影响方面的广泛研究.在报告的最后专设一章梳理地外文明接触对人类社会的可能影响,报告认为：地球人是否可从此种接触中获益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文化人类学的大量案例显示,当一个社会被迫要和一个完全陌生的、持有不同价值观的文明接触时,往往发生的是自身的崩解,而另一些在此种经验中能够幸存下来,也总要付出惨痛代价,导致文明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的剧烈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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