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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适逢日本战后70年.由于这是战后日本国家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所以“战后70年”成了2015年日本的一个热门话题.但遗憾的是,国内学界对日本的“战后”意识似乎并没有给予太多关注.本文拟以战后体制的斗争为主线,结合战后日本的国民舆论调查结果来考察日本“战后”意识的变迁及其特征,以期对理解和把握日本提供某些启示.
日本的战后体制与“战后”意识的源流
日本的“战后”意识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即1945—1952年所谓日本被占领时期.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本实行间接统治,在美国主导下,日美两国合作共同构筑了日本的战后体制,即“宪法体制”、“旧金山和约体制”和“日美安保体制”.日本的“战后”意识就是在这样的战后体制基础上形成的.
占领初期,美国对日本进行改造,在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领域推行了一系列“非军事化”和“化”改革.1946年11月,在美国占领军当局的主导下,经过占领军当局和日本统治阶级的斗争与妥协,制定了《日本国宪法》,“宪法体制”得以形成.
新宪法的基本特点是“主权在民”、“保障国民权利”和“放弃战争和军备”.新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没有干预国政的权力,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新宪法还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纠纷的手段,并不再拥有军队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正因为如此,“宪法体制”成为战后日本和平发展的基石与和平意识发展的源流,当然也是统治阶级要否定的首要目标.
但是,随着冷战的形成,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由惩罚、削弱日本变为扶持、帮助日本,以便将日本建成东方的反共屏障和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军事基地.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策划缔结片面和约和日美安保条约来结束对日占领状态.1951年9月8日,在把中国、苏联等对日主要作战国家排除在外的情况下,日本与48个国家在旧金山签订了片面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同日,日美两国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于是,另两个决定战后日本发展方向的“旧金山和约体制”和“日美安保体制”也随之成立.
《旧金山和约》对日本来说是十分宽大的议和,其完全没有明确提及日本的战争责任.而且,日本虽然以接受远东国际审判等结果的形式,在对外方面最小限度地承认了战争责任,但是日本并没有像德国那样在国内进行相应的战犯审判,没有追究战犯们的国内战争责任.由此,日本形成了战争责任问题上的内外双重标准.另外,迫于美国的强大压力,战胜国大都放弃了对日赔偿要求权,少数国家也只能通过与日本的谈判来决定赔偿的总额和内容.因此,“旧金山和约体制”成为日本历史认识暧昧化和战争责任模糊化意识的一个源头,也为以后历史问题的表面化和长期化埋下了伏笔.
《日美安保条约》则明确了日美同盟关系.《日美安保条约》规定,美国可在日本国内及周围驻扎陆海空军,“用以维持远东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和日本免受外来武装进攻之安全”,包括根据日本政府的要求,镇压“在日本引起的大规模和骚乱”,而且,未经美国事先同意,“日本不得将任何基地给予任何第三国”.这样明显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美国可以在日本拥有军事基地和长期驻军,而日本则沦为美国的附庸.“日美安保体制”虽然有时也会激起日本反美民族主义意识,但其长期存续和强化必然会产生深刻的对美从属意识,这也成为日本“战后”意识的一个重要源头.
从以上可以看出,日本的“战后”意识有三个源头.建立在战后体制之上的“战后”意识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包含着诸多结构性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矛盾逐渐暴露出来,从而引起否定“战后”与保卫“战后”的对立与冲突,“战后”意识也随之发生变化.
战后体制遭遇的挑战及其影响
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恢复了主权.1954年,日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战前水平；1955年,日本工业生产超过战前水平；1956年,日本平均个人消费超过了战前水平.另外,1955年自由党和党合并成立自民党,其后保守的自民党长期执政达37年之久.在此背景下,日本统治阶级开始迫不及待地向占领政策和战后体制开刀,将矛头直接指向战后宪法以及不平等的《日美安保条约》,引发了围绕战后体制和政策的第一次大规模对立.
日本恢复“独立”后,一度被剥夺公职的战前政治家如岸信介、重光葵、鸠山一郎等陆续被解除处分,重新复归政界.他们以“恢复自主独立,修改占领政策”为目标,首先将矛头指向作为占领政策最大成果的战后“宪法体制”,叫嚷要“制定自主宪法”,“恢复、夺回被宪法夺去的东西”.1955年成立的自民党也把“修改宪法”作为“党是”,将“谋求自主修改现行宪法,另外重新探讨占领期诸法制,按照国情进行修改或废除”等内容写入“党的政纲”之中.
面对20世纪50年代日本保守势力否定战后宪法的动向,以、社会党等为首的左翼进步势力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进步人士认为,战后制定的新宪法,不仅是战后日本化改革的最大成果,也是战后和平主义的总根源,因此护宪斗争是一场关键性的斗争.“拥护宪法国民联合”提出了制造拥护宪法的国民舆论、在议会中确保阻止提出修改宪法动议的势力和在国民时否决宪法修改案等活动方针,广泛开展了护宪活动,形成了护宪.由于修宪势力在国会中未能达到提出动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议席,结果其修宪目标遭到挫败.
另外,在“独立自主,改变占领政策”的延长线上,还出现了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动向.新条约明确规定,美国的陆海空军被允许使用在日本的设施和地区,美国有义务保卫日本的安全,日本则有义务保卫在日本施政领域中的美军安全,双方“在遵循各自宪法规定的条件下来维持并且发展它们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新条约的内容一公布,立即引起日本人民的极大警觉,担心被卷入战争的心理升温.于是,日本民众用包围国会、集会等方式,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废除《日美安保条约》的大规模斗争.虽然由于岸信介内阁的顽固立场,修改后的《日美安保条约》最终获得国会通过并生效,但岸信介内阁也在群众斗争中被迫.
意识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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