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隋亡唐兴大国治理历史智慧》：本论文可用于唐兴论文范文参考下载，唐兴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在位20多年,勤政爱民,励精图治,创“开皇之治”,为国家治理奠定了稳定富足的良好局面.但隋炀帝杨广即位后骄奢淫逸,好大喜功,统治残暴,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就葬送了王朝统治,身死、家灭又国亡.
隋亡唐兴,贞观年间（627～649年）,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对隋炀帝因暴政而亡国进行了认真思考和总结.
其一,“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就是强调治理国家“必须先存百姓”,认识到存养老百姓对政权统治的极端重要性.史载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隋炀帝广造宫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东都,离宫别馆,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无不悉然.驰道皆广数百步,种树以饰其傍.人力不堪,相聚为贼.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复己有.以此观之,广宫室,好行幸,竟有何益?此皆朕耳所闻,目所见,深以自诫.故不敢轻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
贞观九年（635年）,唐太宗又说：“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唐太宗依据耳闻目睹,回顾总结了隋炀帝因暴政虐民、骄奢淫逸、穷兵黩武而亡国的教训,并要“深以自诫”.唐太宗还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
可见,唐太宗对“存百姓”的重要性有着切身的认识和理解,认为这是皇帝治理国家的重要职责.魏徵是唐太宗的重要大臣,多次引用《荀子》里的话,反复强调“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政权能否稳固乃系之于人心向背.贞观十年（636年）,魏徵说很多王朝打下天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贞观十一年（637年）,大臣马周也说：“臣观自古以来,百姓愁怨,聚为盗贼,其国未有不亡者等自古以来,之兴亡,不以畜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
在“存百姓”思想的指导下,唐太宗君臣在贞观年问勤于政事,居安思危,避免剥削压迫过甚,照顾广大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注重缓和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出台实施了轻徭薄赋、和民休养的多项积极政策和措施,为唐王朝的长久统治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二,“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
强调最高统治者“正其身”对于国家安危的重要性,即所谓“修身治国”的重要性,特别注重自身的品德修养和所作所为.这一认识也来自于对隋炀帝亡国教训的总结.贞观四年（630年）,魏徵对唐太宗说：“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书籍所传,亦陛下目所亲见.”贞观十一年（637年）,魏徵又对唐太宗说：“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困穷,以至身死人手,社稷为墟.”提醒唐太宗要以隋炀帝穷奢极欲以致亡国为警诫.唐太宗说：“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
基于这种认识,唐太宗君臣谨严自律,躬行节俭,力戒奢侈,杜绝骄纵,从多个方面采取了切实行动,以求“正自身”,带动营造了当时良好的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减轻了对老百姓的剥削和压迫,使民众能够稳定、积极地劳作和生产生活,社会发展呈现出富裕和谐之良好局面.
其三,“务弘仁义”者国祚长,“专任诈力”者国祚短.
史载“贞观初,太宗从容谓侍臣曰：‘周武平纣之乱,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国,其得天下不殊,祚运长短若此之相悬也?’尚书右仆射萧璃进曰：‘纣为无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周室微,六国无罪,秦氏专任智力,蚕食诸侯.平定虽同,人情则异.’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务弘仁义；秦既得志,专任诈力.非但取之有异,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兹乎！”’这里,君臣们讨论了周朝和秦朝国祚长短的原因,唐太宗指出,周朝得天下后“务弘仁义”,所以国祚长,而秦朝得天下后“专任诈力”,所以国祚短,国家政策的不同才是导致国祚长短相差悬殊的原因,提出了“务弘仁义”者国祚长,“专任诈力”者国祚短的认识和结论.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对这一认识又作了一次清晰阐述,他对大臣们说：“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享年不永?等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唐太宗的这段话,还是比较了周朝和秦朝国祚长短的原因,认为周朝“能保八百之基”,是因为“惟善是务,积功累德”；秦朝所以“不过二世而灭”,是因为“恣其奢淫,好行刑罚”.唐太宗这次说的“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是对以前说的务弘仁义”的进一步说明：“恣其奢淫,好行刑罚”,是对以前说的“专任诈力”的进一步说明.这表明唐太宗的认识和结论更加具体、明确和丰富了.
唐太宗的这一总结,成为贞观君臣的共识.贞观十一年（637年）魏徵上疏说：“臣闻求小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魏徵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必积其德义”的认识,和唐太宗“务弘仁义”者国祚长的认识,其实是一致的.贞观十一年,马周在上疏中也说：“臣历睹前代,自夏、殷、周及汉氏之有天下,传祚相继,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皆为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自魏、晋已还,降及周、隋,多者不过五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传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马周纵览历代兴衰,探究个中原因,强调的也是治理国家要“务广恩化”,要行仁义和仁政,以“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如此国家统治才能长治久安.
余论
唐太宗君臣认识和总结的进步性和局限性.
唐太宗君臣所形成的这些认识,对于贞观时期的国家施政发挥了很强的指导作用并得到了认真执行,有力推动了“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的形成.现代学界对唐太宗的“存百姓,正自身”认识给予了高度评价.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唐太宗君臣的认识和总结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其一,他们的认识和总结,本质目的是为了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以维持巩固唐王朝的统治.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这就充分表露了其本质目的.其二,唐太宗君臣践行“存百姓”、“正自身”等认识,是他们亲眼目睹了隋朝迅速灭亡,目睹了隋炀帝“以万乘之尊,死于一夫之手等子弟同就诛夷,骸骨弃而莫掩,社稷颠损,本枝?绝”,目睹了老百姓“覆舟”的壮举,对老百姓产生了畏惧恐怖的心理.在这种心理压力下,他们才去保民重民和端正自身,并非真正出于完全自觉.封建统治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对立矛盾,使得封建统治者不可能做到真正自觉.当然,对于这种局限性不宜苛求,在唐代前期,唐太宗君臣能够形成上述认识和结论并予以认真践行,难能可贵,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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