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师师和师道》：本论文可用于师师论文范文参考下载，师师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摘 要】“师”是个会意字,古义是古代军队编制的一级.韩愈心中的“师”在“传道受业解惑”三者之中,“传道”是核心,“受业”是基础,“解惑”是目的.关键是以“师”为师,还是以“道”为师,所学为何,从师的根本目的是什么.韩愈在这里将“师”“道”并举,目的是表明要重建儒学,光大道统,以道为师是重要前提.
【关键词】“师”师；“师”道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6）25-0054-04
《师说》作于唐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韩愈任四门博士时,这篇文章是韩愈写给他的学生李蟠的.大多数人对《师说》的赏析都是认为它讲了两个问题,即从师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从师标准.这样解读可能对,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就会发现文章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并不这样简单.
韩愈的《师说》论述从师的必要性、重要性,认识这个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讲清以谁为师,所学为何,根本的追求是什么,这样的从师其伟大的榜样意义在哪里.其次是谈为什么这样写的问题,即韩愈提倡为什么学、怎样学、学什么、有什么意义的问题,这样的分析才能讲清《师说》的文化意义.
一、孔子闻道——圣人的榜样意义
解决第一个问题,要从孔子从师（闻道）入手.孔子为什么学?怎样学?学到什么?有什么意义?这其中包含着“圣人之所以为圣”的原因的问题,其文化意义在于学术业,解大惑,悟大道,成圣人,这应该是韩愈作此文的目的.
“师”的名称,在夏、商、周时就有了.而“师”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甲骨文中有“文师”之称.西周金文称乐官为辅师或师,春秋时各国多称乐官为师.师襄是名字叫襄的乐官.孔子的学生称孔子为夫子,不叫老师.后来引申扩大,演变为某一领域的高人,称为“师”.到了西汉,董仲舒用了“师”一词,司马迁用了“师表”一词,他们都着重在师的表率作用这点上.
韩愈认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可以看出从师有三个层次：业、惑、道.学到了什么,这是基础.而“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询官制于郯子,访乐于长弘,学琴于师襄,问礼于老聃,所学内容是孔子思想的两个方面：礼和乐.有的是受业,有的是解惑,最终却是悟道.虽然“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但孔子却是虚心好学,不耻下问,礼尊师长.原因在于孔子“以道为师”,最终因得道而被尊为圣人.可见,孔子之所以“择师而从”,意义巨大.
孔子“访弘问乐”,其六艺（礼、乐、书、诗、易、春秋）中“乐以发和”思想即源于苌弘的乐学理论.
孔子学琴师襄,据《韩诗外传》记载,“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子”,先“得其曲”,再“得其数”,再“得其意”,再“得其人”,再“得其类”.从“曲”到“数”、到“意”、到“人”、再到“类”,从音乐形态本身追溯到“人”（作者的为人）,深入到人格状态“类”（作者的形貌）,完成竭力追求的目标.
再看,孔子询官制于郯子时,才26岁.孔子问官表面上是仰慕国君郯子的政绩、才华和仁孝之德,周官制礼制,其实是呼唤郯子那样的大德仁孝的国君,建立理想的仁孝之国.
老子在当时则是精通周礼的权威和史官.孔子由鲁适周,远道而来,从老聃助葬习礼并讨论过某种特殊境遇下的丧礼问题,专门向老子问礼.孔子以“礼”为目标,从思想理论和行为实践两方面兼收并蓄,融摄博采,表明孔子儒学在孕育、创立过程中就培壅了一种包融性特质,而不是自我封闭、外在拒斥的态度.
礼乐文化非常庞大,包括理论形态、典章制度、行为规范以及修身养性等内容.但就其基本特征来说,礼主敬,乐主和.在《周礼》中,礼,既是后来的法律规范,也同是德的规范.《左传·隐公十一年》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记·乐记》中说先王制乐“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重要政治理想.礼乐文化通过礼乐实践来培养人们内心的道德情操,以此来达到统治秩序的稳定与和谐,与修、齐、治、平中以“修身”为基础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主张如出一辙.在礼乐文化体系下,礼与乐密切配合,在调节人心的同时和谐各种关系,既达到了修身的效果,又有着和谐秩序的作用.可见,礼乐文化正是儒家实现修、齐、治、平政治理想的具体方法和途径,而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又是礼乐文化教化功能的主要体现.
所以,孔子从师（闻道）,目的是试图全面说明和解决人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及政治本质、国家政治制度、统治方针和方法、统治人才的使用和培养等基本政治问题,并形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完整政治思想体系.因此,孔子从“师”即从“道”,是为了求道、进道,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最后,孔子成就了“道”.孔子的“道”范畴具有天道观与人道观的涵义,人道观是其重心.就人道观而言,孔子的“道”主要是指以“仁”为最高范畴的价值理论体系,它蕴涵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目标,以“礼”为核心的价值准则,以“正名”为核心的政治理想,以“中庸”为核心的方法论和以“君子”为核心的理想人格.所以,孔子成为圣人当之无愧.这就是孔子从师（闻道）的榜样意义.
二、韩愈的“师”与“道”
孔子闻道,对于后学从师,实践上的道德意义很大.第一,体现了孔子“志于道”的伟大抱负.“朝闻道,夕死可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怀抱着 “闻道”的情怀与“志道、据德、依仁、游艺”的志向,孔子向老子问礼,内心有着充沛的精神动力鼓舞和激励着孔子,可以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志道”“闻道”,而“问礼”则是这种抱负和志向具体落实的一个节点和举措.第二,体现了孔子“学而不厌”的“好学”精神.孔子问礼于老子,“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学而不厌”（《论语·述而》）,“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可见,孔子是把“不耻下问”“每事问”“好学”“好问”看作“礼”的行为和实践,看作一种合乎“礼”的品德.凡有益于“仁”“礼”之道者,则闻之、问之、学之.第三,体现了“择善而从,不善而改”的谦逊态度.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孔子儒学的创立,与这种从善如流的品格具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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