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故宫学和明清政治文化学术会综述》：本文是一篇关于故宫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2013年7月20日至21日,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与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共同主办的“故宫学与明清政治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吉林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召开.研讨会的目的是联系故宫学建设,对明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基础概念、问题、视角、方法等进行一次具体深入的讨论,深化历史研究中运用政治文化理论方法的自觉意识,同时为参会的青年明史研究者提供一次深度交流的机缘.会上,20余名青年学者宣读了相关研究论文,并由南开大学南炳文教授、辽宁师范大学赵毅教授、香港中文大学邱澎生教授、美国博懋大学（Bryn Mawr College）姜永琳教授、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章宏伟所长和赵中男研究员、四川大学原祖杰教授、浙江大学吴艳红教授、吉林大学王剑教授、黑龙江大学胡凡教授、肇庆学院赵克生教授、东北师范大学赵轶峰教授、罗冬阳教授等国内外10余位明史与故宫学领域专家进行点评和讨论.
会上,故宫学研究所章宏伟所长首先介绍了故宫学的由来、现有成果及学科前景,并从建筑学、文献学、文物学、历史学、博物馆学5个方面介绍了故宫学的分支结构.随后,东北师范大学赵轶峰教授发表了主题论文《明代政治文化研究的视阈》,从总体上阐释了明清政治文化研究的意义、内涵,以及有关论题的切入视角.他认为,政治的本质是社会共同体内公共事务的管理,其基本内容是公共权力的设置与运作.基于此,所谓政治文化,就是社会共同体在存续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关于公共权力设置与运作的观念倾向.相关研究,可以从政治制度、政治价值、政治思想、政治生态4个维度展开.这种研究,可以拓宽传统政治史研究的视野,在深化帝制后期中国社会的内在特质与演进趋势的研究中有特殊意义.文中提到,政治文化视阈下的政治史已不再是单纯的政治史,而是社会、文化、政治交融的历史,也是一种反思的政治史.邱澎生教授认为,反思的政治史在中国传统政治语境中非常值得探究,将政治及政治文化的研究从国家统治层面扩展到中国传统价值观、*观的层面,重现社会演变的具体过程,更能贴近当时的历史情况.王剑教授指出,目前政治文化研究容易受到西方学界的影响,明代中国历史事实的研究不一定总是适用于西方现有的理论范畴.南炳文教授、赵毅教授都呼吁,当下中国史学应该重视宏观理论的创建,历史研究须同当下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连接起来,以政治文化为基本线索的研究,符合这种研究取向.其他学者也围绕以上议题,从政治制度创设与实施背后蕴含的文化理念、政治关系中社会各类成员的价值诉求、社会精英的政治思想等角度,展开了内容丰富的讨论.
一、对明代君臣政治价值、理念的考察
关于明代的政治冲突与政治批评,吉林大学李佳《论明代士大夫的谏诤观》一文,通过对明代士大夫向皇帝激越建言谏诤行为的梳理,分析了士大夫的政治价值诉求.文章谈到,明代君主权力相对前代有所强化,但舆论环境其实较为宽松.当时士大夫以谏为忠,虽也有借谏求名的情况,但主流还是体现了士大夫追求公权力合理运作的责任意识与理性精神.南炳文教授认为,考察士大夫的谏诤观是政治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有意义的尝试.比照《明实录》和明人文集的记载,可见当时的文化环境是一方面鼓励进谏,一方面又要维护皇帝的正面形象.邱澎生教授表示,可以对政治文化的4个维度进行关联性研究,从而显现出动态的制度史.如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治氛围和派系斗争,士大夫在谏诤时机的拿捏方面自己有何考虑,都须细加探研.哈尔滨商业大学王伟《明代士大夫家国观念的变迁——以乞休奏疏为中心》指出,明正统之后乞休现象频发,其出现时机和演变态势是士大夫家国观念变化的重要表现.此间士大夫“家”、“族”的观念渐趋浓重,士大夫自我实现的途径多元化,“国”并非是他们施展抱负的唯一选择,明中后期地方绅士阶层的发展与这种家国观念嬗变多有牵连.对此,赵克生教授评论,由乞休现象可以窥见当时君臣相处和大臣自处之道,研究时须考虑到乞休的一般原因和个体特殊原因.原祖杰教授提出,明朝历代乞休现象的多寡其实意味着政治环境的宽松与否,暗示了明代的政治走向.邱澎生教授认为,官员集体性乞休的政治正当性较高,应是集中探讨的焦点,并建议引入“集体行动”的概念做比较分析.姜永琳教授提议,可以借用美国“新清史”的理论方法,分辨古今“国家”的不同涵义.贵州财经大学苏新红《明朝万历时期内库财政运行中的“公”与“私”》一文,分析了万历时朝臣关于区分内库财政运行的“国家公共财政”与“皇帝私人财产”的言论,认为明代皇帝拥有私财虽为大臣认可,但士大夫倾向于将之限制在合理范围内,当政府财政吃紧时,他们会要求皇帝拿出私人帑藏接济公用.赵毅和南炳文教授对明代帝制国家能否清楚区分公、私财政表示怀疑,认为皇室花销可被视为公共开支,即使内库财物在大多情况下亦为公私兼用,明后期或有试图打破公私混同的迹象,但总体来看尚未有公私财政的明确区分.原祖杰和王剑教授认为,从财政角度考察明代官员的公共意识及明代中国是否存在对皇帝行为的体制性制约因素是有意义的.
关于明代君臣的中国与世界意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刘喜涛的《封贡体系与明代君臣的天下观——以朝鲜王朝为中心》主张,明代的天下观念已逐渐由“天下一统”的一元观向承认其他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多元观转变,封贡的功用也从原来侧重政治礼仪转向政治、经济、军事并重.朝鲜王朝依托以明朝为主体的封贡体系确立自身在周边国家中的“小中华”地位,同时借助明朝的军事力量保卫其在这一体系内的安全,因此极力维护与明朝的封贡关系.罗冬阳教授认为,研究朝鲜王朝及其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应该意识到古代和现代国家观念的分别.南炳文教授指出,古代中国与周边部族和国家的分等级的宗藩关系一直存在,从先秦至明清,中原王朝看待天下的观点几近一致,外国学者有夸大朝贡体系的经济关系而模糊其政治关系作用的倾向.澳门大学陈玉芳的《容禁之间——明廷对入华西洋教士的管理初探》,分析了明朝对待欧洲来华传教士的政策,认为明朝在传统华夷秩序观念框架内的管控防范心理,介于“怀柔向化远人”与“谨防华夷之变”二者之间.当时和地方政府对于外国人入华都没有厉行禁约,甚至酌情给予在华教士某些优容,并在一定程度上允准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播.与此同时,他们又严守华夷区处的底线,全力遏止以“夷”变“华”,一旦中国的文化根基和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西洋教士就会被看成是扰害既有社会秩序的异端分子而遭致驱逐.
故宫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故宫学和明清政治文化学术会综述为适合故宫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故宫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