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钱钟书诗谶武元衡和汪精卫遇刺》：本文关于武元衡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钱钟书先生《槐聚诗存》中,有一首写于1942年的七律,诗题为《题某氏集》.“某氏”为谁,钱钟书先生何以隐去?是不敢提还是不便提?这些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困扰着“钱学”爱好者和研究者.近年来,随着一些资料、档案的公开,大陆和台湾的学者经过详细考证,确认此“某氏”即为汪精卫.由此,钱钟书先生和汪精卫的交往历史被公开,《题某氏集》本身所含的诗谶意味,以及诗中所用“武元衡遇刺事件”的典故,更为我们回观武元衡遇刺和汪精卫遇刺这两个历史事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窗口.
钱钟书和汪精卫的关系纽带
《题某氏集》原诗如下：
扫叶吞花足胜情,钜公难得此才清.
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
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
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
以下试以诗解、诗证诸法,结合余英时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回观武元衡的遇刺和汪精卫遇刺这两个历史事件.关于汪精卫本人生平,已为世人所熟知,故不再另注.诗题中的“集”,为汪精卫刊刻于1943年初的《双照楼诗词稿》.
钱诗写于1942年,汪的诗集正式刊刻于1943年初.一个合理的推测是：钱钟书先生先于普通读者,看到了汪的诗集.余英时先生的考证,可证此推测之合理：陈群（人鹤）为汪精卫刊印了《双照楼诗词稿》,负责编校的是龙榆生（沐勋）等钱和龙多有往来,所读汪集必龙氏赠本无疑.
陈群是民国时期有名的藏书家,当过汪伪政府内政部长、考试院院长,主持编辑刊印汪的《双照楼诗词稿》,颇有“投桃报李”的意味.而词学大师龙榆生作为汪诗集的编校,则因一个共同的纽带：朱祖谋.
朱祖谋（1857年—1931年）,原名朱孝臧,字藿生,浙江吴兴人.光绪九年（1883年）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为晚清四大词家之一,著作丰富.龙榆生约在1928年前后投朱门下.而汪精卫则早于1903年朱祖谋任广东学政时,投于朱门下.因此,算起来,龙榆生应该是汪精卫的同门师弟.1931年,朱祖谋去世,秉承遗命,龙榆生主持老师身后事,和汪精卫这个师兄开始有了频密的联系,并有诗词唱和.
而钱钟书和龙榆生的交往,则因另一个共同的纽带：陈衍.
陈衍,号石遗老人,通经史训诂之学,尤长于诗,“同光体”诗派之领军人物.钱钟书先生于1933年清华在读时拜会于他.陈衍批评钱诗的绮丽之风,建议他不要学汤卿谋（晚明诗人汤传楹）和黄仲则.此后,钱写诗遂改弦易辙,奉陈衍若神明.两人的忘年交,被传为佳话.
而早在1928年9月,龙榆生便和陈衍认识.经过陈的引荐,龙榆生到上海暨南大学国文系担任讲师,并兼国立音乐院诗词课.从这一时期开始,龙榆生全心研究词,或也得益于陈衍给予的指导,龙榆生对陈衍,当以师事之.因此,某种程度上,龙榆生和钱钟书,也可以说成是同门（陈衍）师兄弟.但从上世纪50至60年代钱钟书致龙榆生的四通书札来看,钱在龙的面前,是以“晚学”“教晚”自称的.一是因于龙榆生和父亲钱基博有旧谊,自己不敢托大称弟,乱了辈分；二是陈衍虽和自己忘年相交,但究其年辈,实可为祖,因此,在龙榆生面前称“晚学”“教晚”还是比较妥贴的.
考及龙榆生和钱钟书的生平,1940年期间的南京和上海,当是两人共同的交汇点.
1940年4月,龙榆生被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任命为立法院立法委员,不久,龙榆生以病辞；9月,任南京 大学教授,兼任汪的家庭教师,并坚持不参加任何政治会议,惟以教书育人、研究学问为务；此后一直寓居于南京白下,专致词学研究.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钱钟书从国立蓝田师范学院辞职回到上海,一直到1949年,都住在上海辣斐德路钱家和蒲园“且住楼”.因此,汪的诗集刊印前,钱钟书和龙榆生或已假上海和南京两地,有过书信或者实地的交流.《槐聚诗存》中,编入1942年的诗作,尚有《得龙忍寒金陵书》一首,大意是宽解他被汪精卫“绑架”任职的不得已.在他们的书信或者实质交往中,龙榆生将汪诗集未定稿赠予钱钟书以 鉴,再是自然不过.
由是,经由朱祖谋和陈衍这两条纽带,钱钟书和汪精卫这两个本有径庭之别的人物,在1942年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段,有了实质上的精神交往.钱钟书先生感于汪精卫的诗才,写下了《题某氏集》这首诗,对汪的诗才大加赞赏,却又对汪的政治作为心有隐忧,为了避免将来给自己带来麻烦,特意在诗题中,略去了汪精卫的名讳.
还有一说为,钱钟书先生当年题写此诗,直接题于原诗集扉页,因此,世传此诗之诗题原为《戏题双照楼诗词稿》.1993年钱钟书先生修订《槐聚诗存》并付梓时,汪氏之“汉奸”声名,已钉入历史,故将诗题修订为《题某氏集》.据传,钱钟书先生所题诗之《双照楼诗词稿》原本现存于上海图书馆,惜未亲见,未敢持以为据,以此略补一说.
日出生事：武元衡的遇刺
《题某氏集》首两句赞扬汪精卫诗才清雅,颔联则委婉批评汪诗有孟郊的酸寒之气和愁苦之情.颈联用了两个典故,一是化用曹操《短歌行》：“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意指汪精卫将隐忧不绝；二是活用唐武元衡“日出事还生”诗典,暗喻汪精卫将和日寇偕亡.尾联则含规劝之意,是说不要以为诗写得愁苦悲戚就好,居于高位的人从来诗句容易和预言相应.
钱钟书先生对汪精卫本人的认识,早于写作此诗前,认为汪是一个“善于作诗的政治家”,并对汪所持的和议政策多有嘲讽.钱学研究学者范旭仑先生在《寒相死声》一文中有已专门的考证,如清末俞樾《春在堂随笔》录有金眉生《上湘乡相国书》：“人知和之可耻,而不知战不胜而求和之更可耻.北宋以前无此成见也.九世之仇可复,一旅之甲可兴.”钱先生谲讽道：“惜汪辈不知引此.”由此可观钱钟书先生对汪精卫和议政策的态度.
然以当时之局势而论,所持和议政策者,不独汪精卫等政治中人,更有一班于史实有清醒认识的文人大家也支持和议,认为中国当时还没有足以抵抗日本的能力.不过,钱钟书和支持和议的人观点正好相反.
武元衡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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