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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中心医院ICU的探视时间在下午1点.郑方女士掐准了,按时到达.她有九成把握,眼前这一位拔掉呼吸机就会顷刻死亡的患者,家属会在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上签字.此前,家属是完全赞成器官捐献的.4个小时后,家属终于来了.郑方迎了上去,却被泼了一盆冷水.“不要再说这件事了,赶紧走！赶紧走！”突然的变卦,让她措手不及,木立在那里.
这样的事情,郑方遇到过太多.她是浙江金华的一名红十字志愿者,全国首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医院那些无法挽回的生命,她会去询问亲属,是否愿意捐献器官.“十次有一次成功,就很不错了.”
在她看来,人心就跟数字一样,错综复杂.只是数字还有一个头,人心却没个底.这样的感悟来自于她的本职——私企会计.1989年至今,47岁的郑方已跟财务工作打了26年交道.如果不是担任协调员,她现在可能还在全职工作,甚至担任更高级别的管理人员.
2010年的因缘际会,改变了她的职业轨迹.那年3月,中国试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由此而生.刚过不惑的郑方,作为志愿者代表参加了浙江省 的人体器官捐献培训.培训后,她以志愿者身份联系金华市中心医院,又委托朋友联系金华市人民医院,直至县级医院.当年12月,她成功完成了一例捐献,是浙江省的第二例.
5年来,她无偿协调了不下百例,甚至为此将财务工作变成了*.2013年,郑方供职的企业经营状况下滑,她想离职,不少企业向她抛出了高薪橄榄枝.但由于协调员在工作时间上的特殊性,她选择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协调.万一半夜呢?”
“财务工作是信手拈来、得心应手的,但协调员和我以前的生活、接触到的人和事完全不是一个样子.”郑方说,“它是陌生的,更重要的是,它和太多的生命连接在一起.”
在家属情绪最低落时,怎么跟对方谈?建立信任是破冰第一步.郑方尽量为对方提供帮助,而非做一个冒失的索取者.
2011年5月,一位外地老师在金华出了车祸,没有了自主呼吸.得到消息后,郑方到了医院跟病人家属说的第一句是：“我是红十字的志愿者,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吗?”看到家属给病人擦身、按摩手脚,她也挽起袖子,上前帮忙.探视了几次后,病人亲属她都认识了个遍,她也等来了亲属们的第一次主动求助——对方想在金华短期租房,以便照顾病人,降低住酒店的成本.她帮着张罗,找到了医院附近的一处房子.半个月后,在一次和病人丈夫的交谈中,郑方才小心翼翼开了口,“你们是怎么打算的?万一救治不了了,有没有考虑器官捐献?”病人丈夫默许了,但病人妹妹始终不同意.
无论结果如何,她都信仰细致和善意.20多年的财务工作,郑方也正是靠这两点行走江湖.为企业做财务核算的同时,她还提供管理上的帮助,比如设计更合理流程,为更规范经营提建议.现在自由执业,同时为五六家公司服务,她甚至会不厌其烦为企业培养财务人员.“财会工作那么多年,不光是为志愿服务提供物质基础,这里面的严谨性,也让我跟家属们打交道更加有条理.”
比起财务生涯的顺风顺水,器官捐献协调常让她陷入挫败中.“别人面临生死离别,你却和他们谈器官捐献,能接受的肯定是少数.但没想到这么难.”
2012年,金华一位30多岁的男子从家中的楼梯上摔了下来,送到医院时,已没有了生命体征.未婚又已经失去双亲的他,在家中排行老七,最有发言权的大姐,坚决反对器官捐献.郑方跟着当菜农的大姐下到了她家田头.大姐铁青着脸,直到太阳落下,才说了一句：“你们这些人良心到底有没有的?死了都不让他留全尸,也太狠了！”
大姐认为她身体状况欠佳,也未得到过社会的帮助,因此也不想帮助别人.当晚10点,她再次来到大姐家里沟通,一个小时后,大姐夫的一句话让她放弃了,“他说,如果妻子同意捐献弟弟的器官的话,他就跟她离婚.”郑方觉得,“这个比骂我、拿扫帚赶我都要厉害得多.”毕竟,“拿破坏别人的幸福做代价来帮助另一个人,是不道德的.”
挫败尚好调节,被重启的死亡焦虑一度让郑方“脆弱得一泻千里”.
2011年岁末,她打算去探望一年前做捐献的一位捐献者亲属,又怕看望会揭起对方的悲伤.这种纠结让她想起2009年对一场事故的直击.她和朋友出去玩,途经金华本地的妙康桥.周遭环境称不上特别美,但妙康桥呈现出来的僻静和安宁,让她舒心极了.但等她们第二日返回再次经过妙康桥时,发现有一家人在过桥时出了事故,开车落了水,郑方赶上了打捞现场的尾声,远远地看到了尸体.猝不及防的死亡,瞬间打破了心里的平静.
不安又被扰动了起来.她在日志里写,“到了年末,总有些惆怅,对未来的一年突然会产生可能是因为无法预料而带来的茫然等最近常想到‘死亡’这个词,想感觉它的颜色.”
不过,在真正的敬意面前,焦虑一点点土崩瓦解.
一位在金华打工的贵州小伙,在打工地意外身亡.他的妻子瘦瘦小小,用布带绑在背上的孩子,一岁都还没到.郑方以为妻子会悲痛欲绝,万难协调.可是她劝公公的一番话让郑方惊讶：“每个家庭都不愿意失去儿子,每个孩子也不愿意失去爸爸.我们捐献出来,就可以让别人家里不要像我们这么痛苦了.”这个瘦弱的身躯里居然藏着这样大的承受力.
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郑方只负责器官的来处,不知其去处.“器官有自己的分配系统.里面有等待移植的病人信息,当把所捐献器官的情况输进去后,系统自动会打分,看哪位病人符合.”遇到实在牵挂的,郑方也会打听下,告诉家属大致情况：“比如,是个男的,中年.我常常劝他们,捐完了,就要懂得放下,才能把后面的日子过好.”
放下并不容易,告别更是艰难时刻.有一位捐献者的哥哥,初时沉着冷静,等把弟弟送到手术室门口,突然跪了下来,嚎啕大哭.这种悲伤无法宽慰,郑方只能向家属们承诺：“我一定会像对待自己的亲人那样,陪着他.”她没有食言.作为协调员,她会进入手术室,见证全程：捐献者的死亡、器官的获取、伤口的缝合,然后和同事一起为捐献者擦拭干净,换上家属准备好的衣服.捐献者安详得就像睡着了,她自己早已泪流满面.
结束了送别,郑方的志愿工作却并未结束.器官捐献完全是自愿无偿的.受者除了需要负担器官摘取、保存、运送、植入等所产生的正常费用外,无需额外支付.今年2月份,她和其他几位器官捐献协调员一起,筹建了一个协调员杂货铺,通过出售商品筹得公益金,用于救助捐献者家庭的失亲孩子.截止到7月底,他们一共筹得了17705元,选择了十多个孩子,作为助学款.郑方再次发挥了专长.小店的财务由她负责核算,在每个月初按客户和按商品两项,公布上个月销售商品的金额及产生的公益金.
郑方越来越脚踏实地起来.6年前,她曾在日志里这样想象死亡,“很多次我骑着车,脑子里浮现我车祸的情景：一辆车从后面驶来将我剐倒,我被带出,身体和车划出了一个线条,那线条极优美,然后倒地.”现在,她早已抛弃这样虚幻的想象,转而追求内心真正的渴望.
她快50了,不再害怕自己的年龄,“不怕你笑话”,她说,8月份开始,她报了拉丁课,现在已经上了第三节,实现了自己从小就想学跳舞的夙愿;去年,她买了一只雪纳瑞,算是终结了持续多年的和一只狗的分离焦虑——结婚前,她养过一条狐狸犬,不幸走丢,再没找回来,自那时起,她没再养任何狗,害怕再次失去.
她开始尝试挣脱恐惧的束缚,她谈起电影《入殓师》里的一句,人的出生,便是踏上了死亡的路.既然如此,她说,“有什么想法冒出来,那就去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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