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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澄清,1919年8月出生,四川省南部县人.1933年参加红四方面军,先后为独立营战士、军委通讯部勤務员.1934年秋选送到红四方面军无线电第四期培训班学习,1935年春参加长征,同年秋,被调到军委总部一局担任译电员,1936年底,随部队胜利到达陕北保安.1937年3月被派往**驻西安办事处建立电台,同年10月加入中国*,不久,调往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建立电台.1938年8月到湖南湘乡建立湘乡办事处电台,随后,跟李克农去桂林办事处电台工作,其间,1939年到南岳游击训练班建立电台.1941年1月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4月调往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从事电台工作,12月调往东江游击纵队建立电台.1943年夏回重庆办事处从事秘密电台工作.1946年初到南京下关建立秘密电台,同年11月至1947年3月在南京*代表团电台工作.1947年至1949年,在*三局、城市工作部从事电台工作,1949年南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广西邮电管理局军代表、局长,邮电部教育司副司长、干部司司长、政治部副主任、副部长等职.1983年12月离休.
问：请谈谈来重庆办事处之前的革命经历.
答：我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母亲早逝,家境贫寒,从小被过继给大伯.大伯看我聪明懂事,记忆力过人,送我上了4年私塾.由于家里经济困难,田地无人耕种,后弃学回家务农,11岁就挑起家庭的担子.
1933年8月,红军到达我家乡.我看到一惯欺压乡里的地主恶霸望风而逃,又听说红军是解放穷人的革命队伍,毅然参加了红四方面军.那年我14岁.
参加红军后,最先在独立营当战士.部队转移到通南巴苏区进行改编时,由于我年纪较小,个子矮,扛枪打仗有困难,组织派我到红四方面*部通讯部担任勤务员.1934年秋,送我去红四方面军在通江开办的第4期电台报务员培训班学习.从此,我和电台、报务、译电结下了不解之缘.
电台报务员的培训条件十分艰苦.当时正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围追堵截,迫使红军部队日夜行军打仗,培训班学员不得不转移到万源县洪口山沟子里.更为困难的是,部队的电讯器材严重不足,完整的电台都是缴获敌人的.培训班只有一个电键,没有蜂鸣器,就用风琴代替.后来,有了蜂鸣器,声音又不够大,我们就把脸盆扣起来,达到增音的目的.
1935年春,我跟随红四方面军由通南巴苏区出发,开始长征.部队翻越条件恶劣的雪山、穿过人迹罕至的沼泽草地之后,已经是1935年的秋天,这时,我被调到军委总部一局做译电工作.
战争年代,电台24小时工作,工作人员轮流上班.晚上值班,白天还要行军.到达宿营地后,其他战士开始休息了,电台人员还要架线,设置电台.遇到战事繁忙,几天几夜不睡觉是常有的事.但我们从来不觉得累,因为心中有信念.
1936年底,我们部队胜利抵达陕北保安.1937年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开始了国共两党谈判的新阶段.2月,党在西安成立**驻西安办事处.3月,我从延安调到西安,参加办事处电台工作,并在同年10月加入中国*.不久,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同志到庐山同蒋介石谈判,党在南京设立办事处,我又调到南京办事处.
南京沦陷后,我到了武汉办事处.1938年七八月份,武汉形势紧张,为布置后路,8月我到湖南湘乡,同袁超俊一起,建立湘乡办事处电台.9月回到武汉,并在武汉沦陷前撤出,转移到湖南湘乡、衡阳.以后,随李克农去桂林办事处搞电台工作.1939年,叶剑英、李涛、边章伍等去湖南参与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国共合作开办的军事训练班,主要教授游击战术——整理者注）,为了保持同延安、**南方局等地的联系,组织上派我带电台同去.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结束后,我回到桂林办事处工作.1940年,与电台人员康瑛结婚.
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前夕,桂林形势逐渐紧张起来,办事处人员陆续疏散.1941年1月初,在国民党广西当局的驱逐下,我们只得取下办事处的牌子,带上电台,撤出桂林.行至贵阳,得知皖南事变的消息,心情极为悲痛.
问：您如何乔装打扮到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
答：1941年1月底或2月初,我们到了重庆.重庆形势也很紧张,南方局、办事处正在疏散人员,如电台人员赵大渝、李冠华等同志就疏散出去了.疏散,实际上是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斗争策略.疏散出去的同志到了地方,努力开展秘密工作,发动群众,等待时机.我原本想在重庆住一段时间后回延安,但组织上要我留下,等候分配.
这一时期,申光、林青已在香港秘密电台工作.组织上将林青派往南洋时,申光打电报到南方局,指名要我和康瑛去香港接替林青的工作（康瑛是广东人,会说广东话,便于掩护）.周副主席亲自找我们谈话,他说：“你们不但不能北上回延安,还要南下去香港.你们化装成西南联大的学生,到香港探亲.”我心虚地说：“我不是大学生,小学都没毕业.”周副主席亲切地说：“你脸上又没写你不是大学生.”那时,但凡要外派的同志,周副主席都要亲自谈话,了解情况,布置任务,表达深切关怀.
为了摆脱特务跟踪,出发时,我们不能直接从红岩村离开,得乔装打扮.我扮成病人,康瑛扮成我表妹,服侍我,我们住在重庆一家法国人开办的医院.在近一个月时间里,整天吃药打针,身体本来没有病,久了觉得很不自在.祝华在办事处开汽车,他找了关系,让我们在一家汽车行楼上住了一段时间,后转到歌乐山陆军医院.方卓芬（南方局经济组工作人员,南方局经济组组长、《新华日报》编辑许涤新的妻子——整理者注）同她的小儿子“小火车”（许嘉陵）也住在这里.
在1941年四五月份,我和康瑛及一位带路的地下交通员从重庆出发.到了桂林,由于地下交通员只买到两张去香港的飞机票,经商量,康瑛与地下交通员乘飞机先走,我与一批商人同行,从陆路经湛江等地到香港.我扮成华侨,混迹在商人中间.到香港后,没隔几天,申光来旅馆找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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