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少数民族文学历史叙述问题》：此文是一篇少数民族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内容提要：“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述”问题,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至“新时期文学”初期为第一阶段,普遍地表现出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及其文学成就的重视和宽容性的价值体认,对于代表性作家的认定和少数民族文学经典的提炼和阐释有很大的趋同性.“汉语文学正统”意识和“现代文学正统”意识体现得分外强烈.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新世纪以来的第二阶段的特点是叙述分量的持续性“弱化”和“减量”叙述,具体表现为“以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成就叙述”替代整体的60年中国当代文学中少数民族文学叙述；大学教育和社会文化教育体系里中国文学史知识谱系中少数民族文学的持续性缺失；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非主流化”、“边缘化”和“孤独化”.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历史叙述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整体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历史叙述”问题,应是一个值得学术界长久关注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一方面体现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作为“中华民族”文学当代存在状态如何获取其“整体性”问题,另一方面则体现为自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当代文学史开始编纂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整体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价值定位和历史叙述的不断变化中而日益走向淡化的严峻现实.就学科发展来看,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所属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其自身在新时期以来有了切实的大规模发展,各种单一民族的文学史(包括通史、断代史、文体史)著述层出不穷,几乎囊括了55个少数民族,尤其是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壮族等人数比较多的民族的文学研究更是硕果累累.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在不断修订重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有关“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述和价值分析却一路淡化,甚至在绝大多数的文学史著述当中逐步被取消.这一现象值得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深思.
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生成”应是以1959年为开端,但真正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设置则是自“新时期”肇始.本文意欲通过分析以下四部出版于“新时期初期”富有代表性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述,并通过对这些文学史著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至新世纪不同阶段“修订”状况的具体考察,以期深入讨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历史叙述问题及其意味深长的变化.
张钟等人的《当代文学概观》(简称“北大本”)、郭志刚等撰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简称“初稿本”)、王庆生等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1、2、3卷)(简称“华中师大本”)和二十二院校编写组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2、3册)(简称“二十二院校本”),均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当时是各个高校普遍采用的有较大影响的教材.这四部文学史中关于“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述的处理方式,能够反映出我国文学界在新时期初期对于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考.比如“北大本”,该书除“前言”之外共设五编——“第一编诗歌创作”、“第二编散文创作”、“第三编戏剧创作”、“第四编短篇小说创作”、“第五编长篇小说创作”.这“五编”当中,除“第二编散文创作”之外,其余四编均有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专节论述.该书每一编的“概述”中有关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过程和历史成就的评价,亮出了编著者在处理中国当代文学史构成中关于少数民族文学价值的基本思路和理论架构.以“诗歌创作”编为例,编著者说：“三十年来,在兄弟民族中,一批有成就的诗人做出显著成绩.他们是蒙古族老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和青年诗人巴·布林贝赫,维吾尔族诗人艾里坎木,哈萨克族库尔班阿里,藏族饶阶巴桑,僮族韦其麟,傣族康朗甩、康朗英,土家族汪承栋,仫佬族包玉堂等等.少数民族的民间叙事诗,是我国诗歌宝库的重要财富.解放以来,进行了大量收集、整理工作,有的诗人并根据这些民间叙事诗进行再创造.其中,《阿诗玛》、《嘎达梅林》、《召树屯》等,为人们所熟知.”在这种总体评价之外的具体文学史叙述中,除上述诗人之外,还涉及蒙古族民间诗人毛依罕和琶杰,维吾尔族诗人克里木·霍加,藏族诗人擦珠·阿旺洛桑,侗族诗人苗延秀等等.并对他们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评价.
“北大本”在第三编“戏剧创作”中,设专节讨论了“反映少数民族斗争生活的剧作”,在“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长篇小说”一节里,不仅对建国“十七年”中少数民族作家长篇创作的基本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而且还重点分析了代表性作家玛拉沁夫、徐怀中、李乔等.谈到玛拉沁夫《茫茫的草原》(上部)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时,是这样评价的：“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这样深刻地影响着草原”,“小说通过安旗骑兵中队的成长,展现了草原上两条道路斗争的情景,表现了内蒙人民在中国 的领导下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认为“鲜明的民族特色、强烈的抒情性是这部小说显著的艺术特点.小说中那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描写和热烈的抒情是和人物的刻画、事件的描写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为后者服务的.”徐怀中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以一个农业技术推广站筹建并发展成国营农场为中心线索,广泛地反映了西藏和平解放初期的社会生活和发展变化,歌颂了为西藏进步和繁荣而艰苦奋斗的人们及其领导者中国 .”对于彝族作家李乔,认为他在小说创作中特色的形成是和他的生活经历有密切关系.“李乔是彝族人,对彝族有深刻的了解,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彝族干部还是凉山奴隶,大都写得较为形象,有一定的深度.”教材中重点分析了主要人物彝族干部丁政委、奴隶阿火黑日、挖七、穷苦百姓阿土泥竹、接米约哈等.认为《欢笑的金沙江》里“没有那种为表现‘民族特色’而猎奇逐异的描写,没有那种为引人注目而故作惊人的渲染.”
“初稿本”对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关注,体现为把“少数民族文学”置于“生活类型”和“题材类型”相叠合的范畴中加以阐释.比如在其上册第二章“十七年小说(上)”的“概述”中谈到：“许多少数民族出现了自己第一代的小说家,他们第一次拿起笔来反映自己民族的生活,这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建国初期玛拉沁夫的《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朋斯克的《金色的兴安岭》、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等,都是有影响的作品.”“对少数民族生活的反映也更丰富多彩.陆地的《美丽的南方》、林予的《塞上烽烟》、郭国甫的《在昂美纳部落里》,分别反映了僮族、佧佤族人民解放初期和反动残余势力的激烈斗争.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反映了汉藏人民在建设新生活中所结下的深厚情谊.”这里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在上述论述中,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范畴也包括了非少数民族作家描写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这是一个值得分析的现象.其实这关涉到如何定义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大问题.
我们同时还看到,在“北大本”中,“少数民族文学”被视为文体“类型”,而在“初稿本”中,“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类型范畴既有“文体性”、又有“题材性”——“初稿本”“概述”中的上述价值评析,是在“革命时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现实生活”、“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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