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山西巡抚蔡懋德撤守平阳原因考》：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巡抚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山西巡抚蔡懋德在抵抗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渡晋北上的过程中,自缢于太原.由于其在担任山西巡抚期间驻守平阳,后还师太原,致使山西全陷,包括《明史》在内的官方史料和明季稗史,都给予苛责,而事实上并非如此.通过对明末相关史料中关于蔡懋德的记载进行梳理考证,以期了解其在甲申之际的活动轨迹.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山西巡抚蔡懋德撤守平阳,北上太原.蔡懋德撤离平阳后不久,李自成大军东渡黄河,攻占平阳,随后占领太原,并于次年推翻明朝.从时间关联上看,蔡懋德撤守平阳成为明王朝迅速败亡的重要诱因.有鉴于此,后世许多史家批评蔡懋德撤离平阳的行为,并把蔡懋德的撤防行为看作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目前对蔡懋德的研究仅见陈支平、刘婷玉的《明末蔡懋德事迹考辨——（明史蔡懋德传）补正》一文,该文发表于《明史研究》2010年第十一辑.作者在该文中对蔡懋德的改姓经历、性格特征和任职山西的事迹进行了考辨,对《明史》的记载进行了补证,但对蔡懋德的生年缺乏研究,对蔡懋德返旆太原的深层原因研究不够深入.因此,本文拟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蔡懋德在平阳驻防情况以及撤守的原因进行进一步探究,以期深化对明末山西历史的研究.
蔡懋德生年及升任山西巡抚原因探析
蔡懋德,字维立,号云怡,江苏昆山人,生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九月九日.关于蔡懋德的生年,清朝官修《明史》没有记载,但明末清初的历史文献有一些记载,比如,魏禧所作《明右副都御史忠襄蔡公传》中载：“公生万历丙戌九月九日,”抱阳生所作《蔡忠襄公懋德小纪》也记蔡懋德出生于万历丙戌九月九日.由此可知蔡懋德生于万历丙戌年,即万历十四年（1586年）,而蔡懋德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初八日自缢殉节,去世时的年龄应为五十九岁.但是《明季北略·蔡懋德太原死节》记载：“（蔡懋德）万历丙午举人,时十八岁耳.”万历丙午年即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据此推知蔡懋德应生于1589年,也就是万历十七年.这就是说,关于蔡懋德生年,明末清初的文献有两种不同记载,究竟哪种记载更为可信?我认为魏禧的记载应该比较准确,因为魏禧与蔡懋德二子方嬉、方炳为挚交,又尽读蔡懋德所作之书,所以魏禧对蔡懋德生年的记载应该准确.《明季北略》中仅载蔡懋德中举的年龄,没有准确记载蔡懋德出生的年份,故不予采信.
蔡懋德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授职杭州府推官.夭启年间,因治行卓异,蔡懋德被召入京,历任礼部仪部主事、祠祭员外郎.因为蔡懋德不交结同乡首辅顾秉谦,也不依附阉党势力,所以他屡遭排挤.崇祯初年,蔡懋德升任浙江右参政,他设计将太湖巨盗屠阿丑擒获,获得“懋德知兵”的称赞.因平盗有方及多年在外供职的经历,崇祯十四年（1641年）冬,崇祯帝提升蔡懋德右金都御史,巡抚山西.在赴任前,“帝问其何以治山西盗贼?对曰：‘盗之起皆由民穷,臣任抚绥,当使穷民有饭吃耳.然爱民先察吏,察吏莫先臣自察,愿正己率属,俾民不为盗.而臣无可见之功,不愿杀害百姓,以成一己之名’.”崇祯十五年春,蔡懋德抵任太原,并在府衙门前题“愿闻己过,求通民情”八字,时刻劝勉自己,兑现赴任前对崇祯帝的承诺.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蔡懋德正直耿介、不阿权贵,在升转巡抚之时,他本可避祸趋福,转任浙抚,却放弃转升之机,远赴山西.据魏禧所记“会浙江、山西巡抚缺,两省士大夫皆欲得公,然山西危疆,浙内地,非奥援不可得.有欲贷公金以赂政府者,公不听,遂奉巡抚山西命.”时人陈正龙在与蔡懋德来往信札也言及此点,“浙民无福,晋民得天,总属王民,亦复伺恨?又或者浙远而晋近,天将留祖台于神京之侧,拥护吾君.读《召对记》,语语是平日心中欲为之事,今日身上必行之事,固宜感动.”不难看出,山西地处危疆,蔡懋德廉洁自守、甘冒风险选择上任,实属不易.而其友陈正龙对蔡懋德抚晋一事虽温言劝慰,但言辞之间更多的是钦佩之情.
蔡懋德撤离平阳原因探析
由于蔡懋德早年曾多在地方担任要职,并有屡次平盗的经历,因而在赴任之前,崇祯皇帝特赐召对,并赐馔及银币,以示宠渥.崇祯十五年（1642年）春,蔡懋德抵任山西后,针对山西局势破败的情况,他积极着手整饬,开讲会、察官吏、捕盗贼、抚叛兵,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山西官员因循成风的倾颓局面.此时“闯贼已陷河南,将窥秦晋”,山西与河南隔河相望,晋南地区岌岌可危,起义军随时有渡河北上入犯山西的可能,蔡懋德于是移师平阳,以便指挥平阳防守事宜.
驻师平阳时间考.据《明史》载：“十六年冬,自成破潼关,据西安,尽有三秦.十二月,懋德师次平阳,遣副将陈尚智扼守河津等懋德以疲卒三千,当百万狂寇.”从上述记载看,蔡懋德南下驻师平阳的时间是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但是,这一记载是不准确的.
《平寇志》载：“（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壬寅（十二日）,高杰至绛州,山西巡抚蔡懋德招杰兵共击贼王老虎,大破之,获步骑万人.”从地理位置看,绛州属平阳府,在平阳之南.崇禎十六年十一月,蔡懋德会合高杰部将聚集在绛州的贼寇剿灭.因而,我们可以初步断定蔡懋德到达平阳的时间不迟于十一月.《石匮书后集》的相关记载也可佐证蔡懋德南下驻守平阳的时间早于《明史》所记载的“十二月”,如《蔡懋德列传》载：“至癸未（崇祯十六年）夏,方撤防四省.及秋而闯贼临河矣.（蔡懋德）拜疏南驰,驻防蒲泽,会督师孙传庭以数十万众败于潼关,三秦瓦解.”由此可知,蔡懋德驻防蒲泽的时间应当与孙传庭败于潼关的时间相近.而《流寇死事诸臣列传》中载：“十月,贼一只虎陷阌乡,趋至潼关,获督师大纛,贼以纛绐守关者,乘间突入,潼关陷等传庭没于军中,失所在.”据此可以判断,孙传庭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兵败被杀.那么,蔡懋德南下驻防平阳的时间很可能在崇祯十六年十月,而非《明史》所载的“十二月”.《明史》虽然为官修正史,但“敕撰之史,不由一人主稿,杂众手而成之”.相比而言,《平寇志》和《石匮书后集》的成书年代早于《明史》,而且张岱和彭孙贻身处明清鼎革之际,经历了明清易代的这段历史,作为亲历者,二人著作的史料来源与采撷要比《明史》更为原始、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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