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剪灯余话薇垣高议》：本论文为您写剪灯余话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摘 要：李昌祺的《剪灯余话》之所以被其庶吉士同僚赞为“薇垣高议”,和其所接受的庶吉士教育密切相关.在三年的庶吉士学习期间,李昌祺主要通过对载道古文的刻苦学习来培养自己的道统文学观.同时,秉持道统文学观的庶吉士馆师们的言传身教,也对李昌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李昌祺的道统文学观赋予《剪灯余话》以明显的风教意识,为践行其文道观,李昌祺或通过神道设教的方式来构思情节,或有意识地运用含蓄深隐的“春秋笔法”来叙事写人.
关键词：李昌祺；庶吉士教育；剪灯余话；风教意识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419文献标识码：Ａ
李昌祺是明初著名文言小说作家之一,他的《剪灯余话》之所以被其庶吉士同僚赞为“薇垣高议” ［1］ （P119）,是因为李昌祺曾在永乐二年被拣选为庶吉士而进入翰林院读书,“薇垣”指的就是翰林院.如此看来,李昌祺所接受的庶吉士教育确对其小说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而“高议”之谓,则是对这部小说集之风教意识的嘉许.据孙承泽《山书》卷十七《考选庶常》记载,有明一代,只有“德器凝重、文学优长” ［2］ （P470）之进士才能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李昌祺在《泰山御史传》中写阴司“尤重词职,向修文馆缺官,遍处搜访,不得其人.亦有荐三数公者,虽甚文采,而在世之时,不修士行,或盗名欺世,或昧己瞒人,狗媚狐趋,皆有疵之可议”,这正是对明代庶吉士选取标准的真实反映.庶吉士须富于文才,这自不待言；而“德器凝重”则体现为文学创作中的道统文学观.明代,翰林院庶吉士主要通过对载道古文的刻苦学习来培养自己的道统文学观,身为庶吉士的李昌祺自然也不例外.同时,秉持道统文学观的庶吉士馆师们的言传身教,也对李昌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于是,《剪灯余话》作为庶吉士作家李昌祺的文学作品,便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浓郁的风教色彩.
载道的古文是李昌祺庶吉士教育期间的主要学习内容.作为翰林院庶吉士馆师的杨士奇在《送李昌祺》一诗中云：“盛年读书擢科第,共睹词华艳云绮.翰林高步逐英贤,东阁潜心效文史.” ［3］ （第1239册）这非常准确地说明李昌祺在庶吉士学习期间对载道古文即“文史”的用力之深.终明之世,载道古文始终得到庶吉士教育的高度重视,明徐阶《示新庶吉士条约》宣称“诸（庶吉）士宜讲习四书、六经,以明义理；专观史传,评骘古今,以识时务.而读《文章正宗》”,“以法其体制,并听馆师日逐授书稽考,庶所学为有用” ［4］ （P508）.明管志道又在奏疏中提到有明一代庶吉士学习主要以“《文章正宗》为日课” ［4］ （P508）,明艾南英《上提学陈公祖书》也提到当朝“择二三十人以为庶常,课之以《文章正宗》” ［5］ （第1405册）.张廷玉等《词林典故》卷三“明学士掌教习庶吉士”记之更详：“凡庶吉士以学士二员教习.至正统戊辰乃为.先是,庶吉士俱于东阁进学,至是令于本院外公署教习.其教庶吉士,文用《文章正宗》.”从王锡爵所编辑《皇明国朝馆课经世宏辞》中列举的庶吉士馆课目录看,李昌祺在翰林院确实接受了严格的古文训练.清初,庶吉士教育制度一仿明制,从清初庶吉士教习情况也可以反观或还原明代庶吉士的培养概况.据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顺治时所定《庶吉士进学规条》有如下规定：除五经外,“外加古文、唐诗,悉听馆师掣签背诵,次则博观史传”；“翰林以文章为职,古文、诗赋俱当举法前代大家” ［6］ （P105）.要之,载道的经史古文是李昌祺等明初庶吉士学习的主要内容.
明初对庶吉士的古文学习督责甚严,这无疑会进一步强化庶吉士们的道统文学观.平时翰林院“设会簿、稽勤惰,唯以严声厉色督责之” ［7］ （P40）.内阁还按月对庶吉士进行考试,其中古文是考察重点之一.《殿阁词林记》卷一O“公署”说明代庶吉士“在公署读书者,大都从事词章.内阁按月考试,则诗、文各一篇,第其高下,俱揭帖开列名氏,发本院以为去留地” ［8］ （P168）.黄佐《翰林记》卷四“公署教习”也指出明代庶吉士“以诗文记诵为学,等在公署读书,大都从事词章.内阁所谓按月考试,则诗文各一篇,第其高下,等以为去留之地”.李昌祺作为庶吉士在翰林院读书期间,成祖曾亲自过问庶吉士学业,“上时步至阁中,亲阅诸学士暨庶吉士应制诗文,诘问评定以为乐” ［7］ （P205）,并对他们寄予厚望：“为文必并驱班、马、韩、欧之间.如此立志,日进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之文学之士,岂皆天成,亦积功所至也.汝等勉之.朕不任尔以事,文渊阁,古今载集所萃,尔等各食其禄,日就阁中恣尔玩索,务实得于己；庶国家将来皆得尔用,不可自怠,以辜朕期待之意.” ［7］ （P38）为《剪灯余话》作序的曾棨和罗汝敬曾和李昌祺一起入选庶吉士,从他们庶吉士学习期间的遭遇也可看出李昌祺作为庶吉士所接受的严格古文训练.《国史唯疑》卷一载太宗“课督庶吉士甚严,尝亲为试诵.一日,试曾棨等背《捕蛇者说》,莫全记者.怒发戍边,旋贷之,令拽大木.棨等以书述执政,极陈劳苦状.为言,得释” ［9］ （P39）.据《明英宗实录》卷六0：“正统四年冬十月己亥”条《罗汝敬传》载：“汝敬,江西人.永乐甲申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时太宗注意作养,忽召汝敬背诵古文,不能称旨,遂谪戍江西,即日遣出.越数日召回,释之.汝敬自是奋力进学,寻擢为修撰.” ［10］王直和李昌祺同为永乐二年进士,也曾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并曾两度出任庶吉士馆师,他在文集中多次提到：“太宗皇帝锐意文学之士,诏择进士读书禁中,学古为文辞,期至于古人而后已.”“太宗皇帝锐意文艺,诏学文者必如韩、柳.” ［11］ （第1241册）在严格考核下,庶吉士们不得不“进学励行,工于文章,以为他日之用” ［12］.既然庶吉士学习古文的目的是“庶国家将来皆得尔用”,那么对“明道”古文浸润既深的李昌祺和其庶吉士同僚秉承传统的文道观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李昌祺对古文选本《文章正宗》的学习和接受也进一步强化了其道统文学观.如前所述,《文章正宗》乃是李昌祺庶吉士学习期间的古文教材,为南宋理学名家真德秀所编.叶盛《水东日记》“《文章正宗》叙论”条载录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之言云：
夫士之于学,所以穷理而致用也.文虽学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辑,以明义理、切实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词虽工,亦不录.其目凡四,曰辞命,曰议论,曰叙事,曰诗赋.等学者之议论,一以圣贤为准的,则反正之评,诡道之变,不得而惑,其文辞之法度,又必本之此编,则华实相符,彬彬乎可观矣.叙事,按叙事起于古史官,等独取《左氏》、《史》、《汉》叙事之尤可喜者,和后世记序传志之典则简严者,以为作文之式,若夫有志于史笔者,自当深求《春秋》大义,而参之以迁、固诸书,非此所能该也 ［13］ （P272）.
《文章正宗》所选古文皆以“圣贤法度”为“作文之式”,宣扬的是“明义理、切世用”的“重道”文学观,作为理学家的真德秀把文章分为“鸣道之文”和“文人之文”,认为“鸣道之文”才是正宗,其《文章正宗纲目》即阐明“发挥义理,有补世用”的编纂目的.显然其选文目的在于树立文统和道统正宗,以示后学.对于这部古文选本,明非常重视：“仁宗专意文事,因览《文章正宗》,一日谕士奇曰：‘真德秀学识甚正,选辑此书,有益学者.’对曰：‘德秀是道学之儒,所以志识端正.’” ［7］ （P148）又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二“翰林院”载明徐阶《示新庶吉士条约》云：“文章贵于经世.若不能经世,纵有奇作,已不足称.”这是贯穿于明代庶吉士日常教学的指导思想.《文章正宗》的选文标准和《示新庶吉士条约》所规定的文学观念是一致的,这正是有明一代《文章正宗》被选为庶吉士教材的主要原因.作为庶吉士,李昌祺接受的正是《文章正宗》所宣扬的道统文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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