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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所看见的,不是光秃秃的石头山,没有水,没有土,没有树,没有人家,就是很深的峡谷,两岸一上一下都是几百尺到三千尺.只有峡谷的支谷里面,或是石头的落水塘附近,偶然有几处村落”.“沿途的镇市村落,没有过一百户的”.“因为‘地无三尺平’的缘故,通省没有车轮子的影子”.
这是1911年中国西南地区的缩影.近代地质巨擘丁文江(1887～1936年),将其用朴实的文字写在了他的《漫游散记》中.这是他的首次国内游历.从这一刻起,他将成为拓荒者,为近代地质和测绘事业开辟新路.
为中国地质事业奠基
丁文江出生在江苏泰兴黄桥镇.尽管镇子不大,但黄桥烧饼誉满天下；尽管身居“滨江偏邑”,但他出身望族,家境殷实.正是得益于此,丁文江接受了比较扎实的私塾教育,搭上了东渡扶桑自费留学的轮船,随后又度过了漫漫七载的英伦求学生涯.1911年4月,那个当年怀揣区区十几英镑只身赴英“冒险”的毛头小伙,手持着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位载誉归国,并在辛亥革命前夕拿到了清廷最后一批“格致科进士”功名.翌年年底,他受邀北上,就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矿物司地质科科长.
初到北京,坐在办公桌前,无“公”可办,无事可做,想看的书找不到,想研究的标本找不到.言及京郊的一处叫“斋堂”的地名,问及同僚,竟无人知晓.也难怪,“这一科里有一个佥事,两个科员,都不是学地质的”.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地质行政部门.
还是在1911年5月,刚刚回国的丁文江,取道越南北部港口海防进入云贵,开始了他的首次国内游历.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对祖国地图测绘事业的感慨：“一条贯穿两省的驿道,在图上错误了二百多年,没有人发现,足见我们这二百多年地理学的退步.”
要帮助贫困的大西南致富,必须首先开发当地矿藏,而这有赖于对当地地质结构的深入了解.显然,培养地质人才,推进地质调查就成了当务之急.面对这两项事业一穷二白的局面,1913年9月,丁文江牵头创办了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所,并兼任所长.前者培养人才,后者实地勘察.
前者只办了一届,但在中国地质教育史上意义重大.它培养的毕业生,多数都成了此后中国地质事业的台柱.后者几易其名,至1920年划入农商部直辖机关后,才获得了较大发展,添了设备,图书馆、陈列馆也拔地而起.
然而,在发表论著方面,丁文江却慎之又慎,力求尽善尽美.他痛恨“割裂抄袭以成书,标窃一时之声誉”的做法,发表的地质论文,不及实地工作的十分之一.1917年,张勋复辟的战祸殃及京城.丁文江担心这些一手材料毁于战火,才启动了编纂出版工作.就这样,复辟的枪炮声催生了地质调查所的两份代表性出版物——《地质汇报》和《地质专报》.
1913～1922年,是中国地质事业从无到有的黄金十年.丁文江刚刚回国之时,国内研习地质者只有他和章鸿钊两人.其后几年,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翁文灏、伯明翰大学自然科学硕士李四光、美国著名古生物学家葛利普等人纷至沓来.随着地质研究所首届学生毕业,以及北大地质系恢复招生,国内地质学界呈现“济济多士”的蓬勃局面.
1922年2月,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质学会志》作为会刊同时创刊,为中国地质学人提供了学术交流的舞台.《中国地质学会志》由于吸纳了当时最新研究成果,被公认为国内最高水平的地质学刊物.这其中,作为学会评议员和会刊主编的丁文江,则被看作“这个开荒时期的最大领袖之一”.
地质科学的精髓在于充分掌握一手资料.大量的田野考察是做好研究的基础.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曾认为,“中国学人动作之迟钝,历来是迅速行动的一种障碍,这是因为他们不能摆脱本国体面的成见.在他们看来,步行是降低身份,而地质学家的工作则是任何人都能简单从事的”.他的断言,令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之刺痛,更令丁文江如鲠在喉.
万水千山若等闲
1913年12月的一天,高家坡.
这儿距离山西省南障县城不过十几里,但天已黑了.路人都说有客店,可到了才发现只有一家所谓的店,门已经关了.敲了半天,才有人出来.店主打量了一下敲门人,随口说道：“我这里没有地方,再走三里就有大店.”说罢就要关门.敲门人抢先一步,先把一只脚跨进门里,不许他关门,而后掏出一块银洋：“我是好人,我先给钱.你不用怕.你不看我还有两头牲口吗?”店主见钱眼开,把敲门人让了进来.敲门人一看,这个一丈见方的小院里,有座通长的屋子,两排长炕睡满了人,地上满是扁担,根本没法下脚.就在发愁之时,忽见小院西侧有一矮屋,推门一看,里面满地是草,屋顶上瓦也没了.敲门人和随从就在矮屋里裹着被子忍了一宿.一天下来,滴水未进,只吃了半斤饼.
这个敲门人就是丁文江,当时的他正在山西正太铁路沿线调查矿产.这是地质调查所系统进行野外地质考察和填图的开端.时值严冬,天气寒冷,准备不周,格外辛苦.然而,丁文江等人正是用“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的精神,“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的准则,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一次次艰险的探矿历程,回击了李希霍芬的武断预言.1919年,他曾不无感慨地说：“七年中,南游于滇黔,东游于皖浙,西至晋秦,东北至鲁,今年复游欧美.”足迹不仅遍布全国,而且走向了世界.
在考察过程中,丁文江讲求精密,注重系统.以1914年云贵川之行为例,他所采集的化石及标本多达数吨,存留的记录和图纸特别丰富,调查过的地方均绘地质图,标明地质构造和探险路线.他特别研究了寒武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和二叠纪地层,为后来滇东地层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最令他自豪的考察,莫过于1928年的广西之行.由于李宗仁的支持,他对广西中部及北部地区的调查尤为详细.不仅将采集到的大量富含化石的“马平灰岩”带回北平鉴定研究,而且对广西的造山运动提出了新见解,以南宁、武鸣一带中泥盆纪的莲花山砂岩不整合覆盖于前泥盆纪的龙山系变质地层之上,从而确定加里东期造山运动的存在,并名之曰“广西运动”.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广西的实地考察,在他的大脑中逐渐形成了一条北起重庆,中经贵州和广西,南至广州湾的新铁路——“川广铁道”.
这是他脑海中打通川粤交通,解决西南地区出海口问题的唯一办法.当时的四川,虽说是西南第一富省,但交通不便,发展受限.虽有长江航运之利,尚有三峡艰险,吞吐有限,运价高昂.为此,政府力推川汉铁路,连接成都和汉口.然而,丁文江认为,这条线路工程难度巨大,即便铁路修到汉口,距离最近的出海口仍有950公里之遥.滇、黔、桂三省地瘠民贫,人烟稀少,交通阻塞,发展迟滞,除了 ,其他物资运不出来,没法购买云贵地区无法生产的棉花.而 贩运,为害邻省,非长久之计.因此他认为,要开发西南,
丁文江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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