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化自觉立足我们田野》：这篇文化自觉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文化自觉,已渐渐成为这些年来文艺界努力建构的主题.从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以及先锋派,到理论界始终纠葛的“东西方意识”或者“东方主义”,这几年来关于“后殖民”和“失语症”的话题谈得已经不多.我想,蕴藏在这些话题中的变化潜在说明一个事实：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文化的本体意识和自觉意识伴随着自信力的提升获得了扩展和延伸的空间,民族文化也有了更广阔的发展.在这种语境下,说文学,论文化,除了要有跨文化交流的意识,更要对自体文化抱有清醒的态度,不能西方一打喷嚏,我们就会患不同程度的感冒,审视自身的文化田野十分重要.本文将围绕文学与文化批评,以文化自觉的精神,思考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立足点在哪里.
当代文艺最突出的现象之一恐怕还是如火如荼的网络写作,当21世纪初文艺界在讨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候,网络写作还只是一个新生事物,然则今天,我们看到,荧屏上越来越多的热播剧目来自不知名的网络写作,如《千山暮雪》、《甄嬛传》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文学界的成功人士大多与电影电视的改变有亲密关系.这种时候恐怕每个读者或者受众都可以感受到电子媒体给文学艺术带来的巨大改造之功.因为网络文学的写法和传播方式都与传统纸质媒体的理路大相径庭.比如说系统构思写作成型之后的出版与依靠点击率来改变叙事结构和故事的不同,或者说是十年磨一剑与随变随改的不同,这背后意味着书写主体的观念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巨大改变.显然,此时此刻,作为文化一种基础样式的文艺的“感觉结构”已经今夕不同往日,鲍德利亚所描述的“仿象”时代已经粉墨登场,而麦克卢汉的“媒介就是讯息”也已成为一种现实.这种现实背景之下,我们对文学所说更多的可能是文学真正回到了自己的本位,不再承担过多沉重的社会责任,文学回到了文学.但我想,这种描述的语义层流露出的怕还是一种无奈,并没有就把文学拉出社会体制,反而充满“被文学”的意味.事实上,远的不说,只说现在最受文学界关注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多少年来一直坚持授予“一年来对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极大彰显的还是文学的社会性,潜在的还有文学的思想性.正是因为这样,莫言的文学创作才得到了肯定,进而获得与村上春树一较高下的机会.姑且不论诺奖的意识形态性和东西方意识以及语体媒介的不同,但对于我们今日的文学坚守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就是面对人生、面对世界、对人自身的思考和认识.文学是感性的,但更是理性的,它所建立的世界是你我他多维介入的关系世界.
既然说到理性,我们自然要对理性的文化发展历程做一简单回顾,如此才好在现如今感性与*纵横的时代阐明重提理性的必要性和价值.有关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早已穿越古希腊与世界文化的界限,成为一个关于存在者的寓言.普罗米修斯造人的过程是由多方力量参与完成的,他借助泥土完成人形体的塑造,而从狼、狗、猫头鹰等动物身上攫取的内脏则使人具有动物性的功能.有意味的是,人性与动物性同时统一在人身上的事实是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的,这自然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认识到的关于人自身的重要特征.现在的“*叙事”、“私人化”“耽美”“同人”等等,都有这种张扬*的特征,那么,是不是如此就能证明自己是个有活力的人呢?显然不够.普罗米修斯就发现他所造出的人只是“半生命的生物”,而只有雅典娜吹入人体的灵魂和呼吸才使这些“生物”活了过来,成为“人”.这“灵魂和呼吸”正是人之区别于动物的理性、智慧、精神和人的文化属性.这是认识世界、发现世界、创造世界的过程.尽管在后来文化的发展中,出现理性与感性的二元矛盾、人性与动物性、肉体与灵魂之间的矛盾,但不可否认,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倘若没有理性,我们的生活可能就是对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目的的移动,如同梦中的人形,不知怎样利用万事万物”（斯威布：《希腊的神话与传说》,楚图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页）.如果这样,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传统也就无从说起,只能是一片杂乱的存在.文化自觉当然更是空话一句,因为自觉本身就暗含着反思和认识的意识.而且我们确实到了要理性判断、分析作为传统的事实和传统如何才能现代化的时代课题.这是一个历史时刻.个体的*需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否则就会伤及自由；个人尚且如此,一个国家的文化建设就更是在政治哲学之内,有其主导性和发展规划.
也许可以说,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不仅狂扫西方理性主义传统,而且使几千年的文明史受到了工具主义、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挑战与颠覆,其间躁动着颓废、消极而又极端个人主义的情绪.这预示着我们所处的时代已不再是稳定的铁板一块,不再是封闭的罐装结构,它已在实际上向世界敞开,它的开放的、流动的、不拘一格的发展态势要求新的眼光、新的视角、新的理论来解释自身,或者根本不需要解释,因为对于以反理性为主导倾向的这个世纪而言,一切解释都预示着向该逝去的理性压抑的回归.这种反对阐释、反对一切束缚、对抗总体性、颠覆普遍性、主张绝对的不受限制的自由的呼声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逐渐响彻整个世界.用以判断的“根据”似乎已不再清晰.随之产生了一系列不可回避的问题：启蒙是否已经丧失了解放自我的价值?或者,理性的历史就是禁锢自由和个人的历史?应将现代性与宏大叙事视作边缘、差异和多元性的存在之障,还是应以否定的眼光重新审视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如何才能统一于我们理解世界和思考问题的共在视野之中?在现代性的发展历程中,我们需要肯定什么,否定什么,需要做怎样的扬弃?对于类似“否定一切”的论调,我们需要怎样辨证地对待?这些问题反映了我们的时代境遇.这些来自伟大的康德的追问的当代意义——“我们应该怎样行动?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我们希望什么?”——在今天的语境中委实强烈要求存在者的文化自觉,这要求我们面对传统和现实保持对之进行内在批判和文化批判的意识十分重要,更是时代责任的重点所在.在这一点上,作为文化批评者,必须始终反思：我们所提出的价值判断的策略只是以往意识形态主导状况的简单重复,还是在深入研究生活现状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合乎当代文化和观念的大胆假设?这一假设是否具有可行性?而要回答以上这些问题,恐怕还就是离不开这看似简单的“文化自觉”.或者,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我们还必须认清对理性的认识与再认识过程往往通过反省启蒙运动的历史局限性进行,以促进启蒙的积极观念.然而,一旦以这种方式得到了重新解释,有一点便变得日益清晰起来：启蒙的缺陷不应该像今天我们经常被告知的那样,归因于理性的过度,而应该归因于理性的匮乏；并且那种匮乏来自理性能力和视野的草率以及科学因素的减少.我们仍然可以从钓鱼岛的例子看到这种状况正在发生,爱国热情不仅仅是家里的东西被偷而我要去抓小偷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只顾看家的问题,你还得知道怎么抓,怎么认识自己的家.从游行队伍上高举的“理*国”,我们当然要问自己,国家要如何热爱?保家卫国天经地义,但只有自觉地认识自己的国与家、建设自己的国与家、张扬我们对国家的骄傲和自豪之具体内涵,这时,可能我们才能够在现代的维度对传统文化和未来走向做出一个时代人的扎实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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