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网络问政扩散过程注意力理论为分析框架》：这篇扩散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摘 要：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和革新是中国网络问政发展的技术环境要件.互联网技术革新的“非渐进性”,使得中国网络问政创新扩散过程,在短期内表现出技术跃迁和制度变革耦合创新的间断性,不符合典型的“S型”创新扩散特征,也使得制度主义渐进分析模式对此的解释陷入困境.注意力变迁概念的引入,可以将网络问政创新在中国的扩散过程解释为：公共管理实践界和学术界对网络问政本质和发展模式的注意力由稀缺、聚焦、转换、偏移到跃升的过程,构成了中国网络问政创新扩散过程研究的“注意力螺旋式转换”分析框架,并可以拓展至公共政策变迁和其他治理创新扩散领域.
关键词：网络问政；注意力；治理创新；创新扩散；公共政策变迁；互联网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5）03-0054-07
一、问题的提出
互联网对组织、个体的工作、生活、学习方式业已产生深刻影响,并将这一影响逐渐推向一个全新的境界,对公共治理而言同样如此.2008年6月20日 总书记通过人民网和网友在线交流,掀起了我国网络问政发展的热潮,有关网络问政的研究和各级政府的实践创新层出不穷,尤其是2010年以来,微博的出现更是将网络问政引领到web2.0下的微博问政新阶段.在此背景下,网络问政已经成为促进公民参和、密切政府和公民关系的重要举措.
尽管网络问政在中国发展的时间较短,但是网络技术迅猛的变化制造了较之以往独特的时空样本.新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诺斯认为：“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是社会和经济演进的基本核心”①.中国网络问政的演进历程同样伴随着信息技术创新和政府公共治理创新的耦合变迁,笔者将此过程视为中国地方政府网络问政创新扩散的过程.由此,考察中国网络问政创新扩散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转变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更好理解中国网络问政的发展及未来发展的方向,具有重要意义,也构成了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
对网络问政的研究主要集中政治学、传播学和管理学（公共管理）三个学科领域.但是,这些研究并未关注到中国网络问政实践创新的变迁过程,笔者的研究主要将中国网络问政的创新视为：现实公共管理中对技术创新的采纳和制度化实践.但是,网络问政发展的时间短,并缺乏明确的采纳行为的判断标准,信息技术革新的日新月异使得这一过程呈现出“革新的突变性或非渐进性.因此,对其演进历程的分析一方面难以适用 “渐进式”林德布罗姆的渐进决策模型要求决策者保留对以往政策的承诺.因此其本质是并不强调创新,尤其是突变式创新,只是注重对现行政策的修改和补充,强调目标和方案之间的相互调适.在方法论意义上,渐进决策模型作为分析制度、政策、治理创新的分析框架的预设是创新的“渐进性”,正因如此琼斯提出了“间断—平衡模型,和金登的多源流模型共同构成了政策变迁的三个分析框架.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同时也和创新扩散研究中提出的“S”型扩散曲线详见Walker（1969）、Gray（1973））、Berry（1990）在公共政策创新扩散方面的研究.存在显著差异.为了突破这一难题,本文以注意力理论为研究视角,按照注意力从稀缺、聚焦、转换、偏移到跃升的螺旋式转换框架,论述了中国网络问政演进历程中不同阶段创新者、领导者和学习者对网络问政本质的认知和选择过程,并据此对网络问政未来发展走势,做出网络问政“注意力跃升”下的预判.
二、注意力变迁分析框架的适用性
心理学家将“注意”界定为“心理努力的集中和聚焦,是一种有选择性、转移性和可分解性的集中”John B.Best：《认知心理学》,希庭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赫伯特·西蒙的“信息的丰富导致注意力的贫乏”Simon,Herbert H：《The Architecture of Complexity》,Cambridge,Mass.MIT,1981：114.的经典论断,将注意力这一概念和信息、选择、理性构成有限理性决策理论的理论前提.经济学家沃伦·桑盖特以及被称为注意力经济学派“三驾马车”的米切尔·高德哈伯、托马斯·达文波特、和赛斯·高斯坦因将这一概念拓展至经济学领域并伴随网络技术的兴起结合,形成了“注意力经济”这个当代经济学理论中的独特的一派.姚利权：《略论西方注意力经济学派发展的精神特征》,《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3期.注意力概念向政治学、公共政策理论的嵌入始于布赖恩·琼斯,在其《再思 政治的决策制定》一书中,琼斯详尽地论述了“注意力”和“选择”的关系,提出“偏好满足路径”政治决策模式的局限,指出“问题解决路径”中注意力对根本偏好不影响下的选择变化.他认为“所有的决策都必定会涉及选择性,当注意力转变时,决策所依赖的那些价值观也会转变那也就意味着选择的变化”Bryan D.Jones：《再思 政治中的决策制定》,李丹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国内学者对“注意力”的研究多见于经济学,将注意力作为稀缺资源,分析社会博弈中的注意力配置问题（汪丁丁,2000）汪丁丁：《“注意力”的经济学描述》,《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在营销、传播等领域主要将消费者注意力作为变量进行分析；而管理学界则主要关注决策者注意力配置影响组织决策的内在机理（吴建祖、曾宪聚,2007）吴建祖、曾宪聚：《管理决策的注意力基础观 》,《管理学家》,2010年第12期.和决策者信息注意力误用（朱敬,2006）朱敬：《决策主体之信息注意力运用失误及改进方法》,《图书馆学研究》,2006年第7期.等；在公共行政和公共决策领域,黄健荣（2010）率先提出政府决策注意力资源黄健荣：《政府决策注意力资源论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李文军（2012）以2003年-2011年人民日报的社论为依据,从注意力转换的视角分析公共服务政府建设中各领域报道的次数,以判断领导决策注意力的配置和转换 李文军：《注意力转换、媒体宣传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基于人民日报（社论）的分析》,《社会科学家》,2012年第8期..由此可以发现：在公共政策和公共治理研究中,政策决策者做出决策的过程可以视为决策者对注意力资源配置的过程.
扩散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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