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城市社区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与其解决》：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城市社区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摘 要：城市社区治理面临许多挑战,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社区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运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提出了社区达成有效治理的两大基本假设,并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论证了这两大假设对社区有效治理的关键作用.通过理论推演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社区的有效治理建立在导向集体行动的制度安排和社区内部的利益关联上.良好的制度设计不仅是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实现治理的关键变量,也是推进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路径.
关键词：社区治理；集体行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契约化治理
作者简介：佘 湘,绍兴市委党校副教授,博士（浙江 绍兴 312000）
一、问题的提出：集体行动是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关键因素
城市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的一个基本单元和一种替代单位制的基层治理体制来承接单位制解体剥离的社会职能以及政府职能转变还原给社会的社会职能,其治理是指在社区范围内政府、社区组织、驻区单位、非营利组织、社区居民基于公共利益和社区认同,通过协调合作、良性互动,共同解决社区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优化社区秩序、增进公共利益,最终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过程.这意味着社区治理是一种集体行动的过程,是社区内各种公私机构和居民个人联合起来处置集体事务的一种组织活动,体现为不同治理主体依托各自资源而进行的相互作用模式.这一切的实现需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1},需要各个治理主体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组织集体一致的行动以及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互补关系来达成治理的有效性.
但是,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务,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务；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务.”{2}费孝通先生也揭示了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公私分明”的特点,认为这种特点对“所谓城里人”也是适用的：就是人们普遍只关心核心家庭的利益,而对此之外的领域不太关心,“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3}.哈丁“公地悲剧”理论也认为：“在一个信奉公地自由使用的社会里,每个人趋之若鹜地追求他们自己的最佳利益,毁灭就是所有人的目的地.”{4}奥尔森则从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入手,推演出了集体行动的逻辑,认为“理性的、寻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将不会为实现他们共同的或群体的利益而采取行动”{5}.也就是说,公共物品供给的连带性以及排除他人消费的不可能性和无效率导致任何时候,一个人只要不被排斥在分享由他人或集体努力所带来的利益之外,就没有动力为公共的或共同的利益做贡献,而只会选择做一个搭便车者.所以,只有当大部分居民能超越对个人私利或效用最大化之上的公共事务和共同利益的关注,愿意在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上遵循一定的规则制度,贡献一定的资源,分担相应的成本,组织起集体一致的行动时,社区社会才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理.否则,理性的自私自利将导向公共物品的次优化供给或保护.因此,社区组织、驻区单位、非营利组织和社区居民的集体有效参与问题是社区得以治理的核心要素.
目前,各治理主体的“集体合作行动”对于社区有效治理的重要性、必要性已经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广泛认同和强调{6}.有研究甚至认为,当前和未来,社区有效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能否适应“社区共治”局面,能否将各种力量纳入治理的行动框架,有效实施包括政府在内的相关各方之间的合作机制{7}.相关研究也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和民间社会的不断成长壮大导致社区内的社会资源主体日益强大多元、资源供给系统日趋复杂多样,使得政府之外的空间参与社区治理有了可能.另一方面,随着社区公共事务和资源配置结构的复杂化、动态化和多样化,无论公共机构还是私人机构,其治理能力都是有限的.因为“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能够拥有解决综合、动态、多样性问题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与信息,也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应用所有有效的工具”{8},因而单一主体的单一行动往往难以取得最优的绩效.所以,要想达成有效的治理,实现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或保护,共同的集体行动成为必要.现有的研究尽管已经注意到了集体行动在社区治理中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但是从政治理论上分析并讨论集体行动的困境以及集体行动与制度约束之间的关系并将其嵌入到社区治理中来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试图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来分析“利益关联”和“制度规则”在克服集体行动困境,促使社区获得有效治理上的关键作用.
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城市社区治理集体行动困境的解释框架
1.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基本思想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一个流派,是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扬弃和对经济学新制度主义借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流派最大的特征就是借用了一套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的理性人假设、寻租、产权和交易费用等基本概念框架来发展自己的分析框架.其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以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为前提,采用方法论个人主义来研究公民行为和群体活动,认为无论是在经济市场还是在政治市场中,相关行为者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都具有一套固定的自利性偏好和计算理性,行动者展开理性行动的目标是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
第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倾向于将政治看成一系列集体行动的困境,认为相关行为者为最大限度地满足偏好而采取行动时,就很有可能在集体层面上产生出次优的后果（在这种状况下,就有可能找到另外一种结果,这种结果会使其中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的同时,不会使另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糟）.尤其有代表性的是,阻碍着行动者从集体行动中获得最优结果的因素,就是缺乏能够保证其他人作出补充性行为的制度安排.经典的例子包括“囚犯困境”、“公地悲剧”以及类似问题的其他政治情形.
第三,针对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无法解决这种政治和其他形式的集体决策的经典问题,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因素的引入可以约束免费乘车、逃避责任和其他机会主义的背叛行为,从而协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解决利他主义和集体行动的困境.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看来,在没有制度规则存在的情况下,由理性的个体行动产生出集体理性的努力很可能就会变成集体的无理性,从而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的出现.也就是说,当人们自行其是之时,将会出现个人主义或随机性的行为.因而在涉及集体物品的活动中,以某种制度化的方式来对他们的行为进行构造是需要的.通过制度规则将追求自利的行为导向为集体利益的服务上来,使行动者的自利性行为产出有利于整个社会或集体的结果.
城市社区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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