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冷战后影响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因素检验》：本文是一篇关于中日关系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摘 要：在影响中日关系的众多因素中,结构性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文章在梳理了之前学者对中日关系影响因素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了几项论及比较集中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并对其进行了概念操作化,将其定量为可以分析的具体指标.在数据的选用上,文章选择了1991年—2011年中日关系及各项影响指标的相关数据,并分别对每项指标进行二元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影响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是现实存在的,东亚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的崛起都会使中日关系下降,而中美关系的改善不仅不能使中日关系得到改善,反而会加剧中日之间的矛盾和对抗,这一点与许多学者提出的“日本在对华战略上跟随美国脚步”的观点相反.
关键词：冷战后；中日关系；结构性影响因素；二元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3）03-0028-06
一、问题的提出
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两极格局终结,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在东亚逐渐崛起,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这些都对国家间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日两国是隔海相望的邻国,由于两国都是位于东亚的地区性大国,这使得中日关系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自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也出现了巨大变化,从冷战前两国关系不断上升转为不断下降.两国关系的下降使得中日在东北亚逐渐对立,增加了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中日关系的恶化也对两国政治互信,经贸旅游等产生了负面影响.尤其是自2012年中日钓鱼岛问题爆发后,两国关系继续恶化,东北亚地区笼罩在中日对抗的阴影下.
如果说钓鱼岛事件使得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那冷战结束就是中日关系恶化的开始.根据以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中日关系分值数据库为基础绘制的中日关系年度分值折线图可以看到,在冷战结束的前23年里,中日关系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而自1991年冷战结束后的21年里,中日关系急转直下,开始走下坡路.（见图1）虽然从2007年到2010年两国关系有所复苏,但紧接着2011年两国关系再次下降,依然没有改变整体下滑的趋势.
图1.中日关系年度分值（1968年—2011年）
数据来源：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对外关系数据库,中日关系分值,http：//www.imir.tsinghua.edu.cn/publish/iis/7522/2012/20120415185154180340685/20120415185154180340685_.html
那么自冷战结束后,在结构层次上出现了哪些使中日关系发生变化的因素,使得中日关系自冷战结束后就开始不断下降呢,这些因素又对中日关系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为了探究其原因,笔者将在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就影响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原因进行详细分析和检验.
二、影响中日关系结构性因素的文献回顾
提到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影响因素,首先需要对“结构”这一概念进行认定.结构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斯·华尔兹认为结构根据其组成部分的排列方式来加以定义.结构是这样一个概念,它可以使我们说出预期的组织性效果如何,以及结构与单元是如何互动和彼此影响的[1]. 根据华尔兹对结构的认识,文章将结构性要素定义为：在国家层面之上的,由于国家间实力变化或重要国家调整对外政策而造成的双边或多边国际地位的变化因素.
关于中日关系下降的原因,学者们众说纷纭,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大多认为中日关系下降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这种综合分析虽然面面俱到,却也难免庞杂冗余,要点混淆.为了准确把握中日关系中的结构性因素,接下来笔者将排除影响中日关系的其他因素,集中对结构性因素进行分析.
(一)格局因素的视角
在影响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因素中,格局因素是最基础的影响因素.20世纪70～80年代,两极格局下的苏联扩张势头咄咄逼人,中日两国为了共同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加强了相互间的联系,这促成了中日关系在七八十年代的迅速发展.学者黄大慧认为,冷战后,日本对华政策中原先“联华御苏”基础的不复存在,使得原有的中日关系被削弱,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日本公众对中日关系重要性的判断和认识[2]. 而清华大学的刘江永则从东亚格局的角度解释了中日下降的原因.他认为冷战结束后,东亚大国关系格局变化的核心是中美日三边关系问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日本已经完成了冷战后防卫重点从前苏联转向中国的调整,因此刘江永认为,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美日同盟的矛头恰恰对准的是中国,这是导致中日关系下降的重要原因[3].
尽管已有学者对影响中日关系的国际格局,甚至是东亚格局问题提出过相关观点,但这些观点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是以静止的眼光看待国际格局,忽视了格局变化的动态性.不论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单级格局的出现,还是东亚中美日三边关系,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不能用静止的格局来解释不断发展变化的中日关系.第二是现有的研究通常把中国看做单一个体,没有考虑到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势力的形成,最典型的就是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这一新势力的发展与传统的美日同盟形成了对峙,在下面的分析中笔者会对其进行量化和赋值.
(二)美国因素的视角
在众多的结构性因素中,学者们普遍认为美国因素是制约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1951年9月,二战后的美日在旧金山召开了对日媾和的会议,签订了片面的对日媾和合约,使日本在法律上获得了独立,但由于美国同时还与日本签订了《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从而使日本开始了在军事和政治上依赖美国的时代,而这一时代直至今日尚未结束.日本独立以后,其对华政策则由美国主导,日本顺从.虽然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美日关系对中日关系的制约和影响作用在方式和程度上有所变化,但美国对日本的这种制约和影响作用至今未有太大改变.在一定意义上说,日本的对华关系只是美国全球战略中对华关系的组成部分,是在对美不平等条件下的对华关系[4]. 例如,美国曾通过秘密改善中美关系的行动冲击了日本对华政策.
中日关系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冷战后影响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因素检验为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中日关系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中日关系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