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傅天虹汉语新诗学分泌和实践》：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新诗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中国新诗站在百年历史的坐标上,何去何从?这是每一个诗人和文学史家急需深入思考的问题.古典和现代、中国和西方、保守和激进等二元对立的声音仍然不断地进行拉锯战.当我们把眼光凝聚到诗歌本体核心元素的时候,就又回到了诗歌常识和原点——汉诗的汉语性.关于新诗汉语性的反思、发现和探讨,上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从郑敏对于新诗对于传统诗学发生断裂的反思,到任洪渊对汉语文化诗学和多文体汉语文化哲学的探讨,到姜耕玉的汉语诗性智慧说,到洛夫的跨域综合的天涯诗学,再到新世纪傅天虹关于汉语新诗学的探索,构成了一条清晰的脉络.作为独异的诗人、学者、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傅天虹经历了大陆、香港、台湾、澳门等不同时段,在不断的人生漂泊历程中,在不断的诗学实践的嬗变中,逐渐分泌出“汉语新诗”的概念.
傅天虹在梳理百年汉语诗歌历程时,编撰出版《汉语新诗90年名作欣赏》和《汉语新诗90年名篇鉴赏辞典》（台湾卷）,引起了诗界关注,傅天虹遂成文《对“汉语新诗”概念的几点思考》,阐释了“汉语新诗”的学术准备、命名意义、可行性,并展望了汉语新诗学的区域整合和视野重建的前景.自2009年起,傅天虹就“汉语新诗”概念进行了一系列阐释.“汉语新诗学”的诗学胚芽的生成和发育,完全带着傅天虹的生命体征和生命温度.这一概念既意味着为中国新诗寻找文化之根,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弃儿”的寻根.傅天虹,原名杨来顺,1947年出生于南京.他尚在母腹的时候,父亲就远走香港.他还不到2岁的时候,母亲又离他而去寻找父亲,然后同去台湾.傅天虹从小由外婆养大,后来考入南京师范学院读书,上世纪70年代末才得以與父母取得联系.傅天虹80年代初定居香港.在时任香港“中国笔会”会长的乡叔何家骅的协助下,首开两岸新诗沟通之先河.后来,他辗转港澳台和大陆,为两岸诗歌交流做出重要贡献.傅天虹在寻找血亲之途,也是在寻找文化之源,诗学之源.“汉语新诗学”正是傅天虹寻根的最终结晶.
傅天虹的诗歌创作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六七十年代的“潜在写作”、南京时期的“苦恋”写作、定居香港之后的诗艺综合写作、汉语新诗学的凝练阶段.这四个阶段逐渐打开了自我、社会、文化、汉语的扇面,完成了从自我的确认、社会的反思、诗艺的历练到文化的自觉暨诗学自觉的嬗变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傅天虹自我生命寻根的过程,也是傅天虹诗学寻根的过程.
一、六七十年代的“潜在写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傅天虹度过了漫长的流浪岁月.在流浪途中,傅天虹被一位老木匠收留,受到关爱,也随着老木匠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陕西、宁夏等大半个中国颠沛流离,这种磨练使傅天虹窥视到了社会的真实面貌,开阔了胸襟.“写诗”就是傅天虹抵抗现实的唯一武器和手段.但当时无法公布于世,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存活.是谓“潜在写作”.傅天虹在这一时期的写作主要保存在手抄本《无题》（1968）、手抄本《无题二集》（1971）、手抄本《无题三集》（1974）.
傅天虹早期的诗作,虽然内容稍嫌直白,诗艺略显单调,但却具有那个时代所罕见的特质.我简单比较一下傅天虹的《阴霾》和北岛《结局或开始》的开头.二者所表达的时代体验是一致的：阴暗、压抑、绝望、未来的不确定性.傅天虹虽然在艺术上不如北岛做得立体繁复,但是他所传递的时代力量和个人的怀疑主义精神,在一个崇尚理想主义的空洞信仰的时代里,发出了更加真实的声音,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傅天虹初步确立了朴素的人道主义和 思想.《人》愤怒地控诉了 力量对人的扭曲,有力地表达了傅天虹的人道主义的觉醒和个人主义的觉悟.
颠沛流离的底层人生,造就了少年诗人傅天虹的叛逆色彩.他在《我不是一个乖孩子》里就体现了“弑父”情感.这种情感态度在《问天》里呈现为振聋发聩的天问.这首诗有两大突破：第一,傅天虹提出了“公民”概念,强调了公民意识、自我意识,具有浓厚的先觉者色彩.第二,这首诗在流行太阳崇拜的时代语境里,体现出质问太阳的“弑父情结”.他质疑刺痛眼睛以致什么也看不清的“太阳”,质疑蛮横的太阳“如此卖弄它的强大”,而且还无情揭示了太阳的奴仆“月亮”在监听着人间,因此,他肯定了宇宙秩序的背叛者——“那划破夜幕的流星”.这种反抗意识也是较早的觉醒.
二、南京时期的“苦恋”写作
如果说,第一阶段的潜在写作更多地体现了傅天虹自我命运的抒写,那么,第二阶段南京时期的“苦恋”写作,则是对祖国和民族的苦恋.因为这一阶段的诗歌基调即是由历史深重之“苦”和诗人深挚之“恋”交织而成的“苦恋”.代表作有《苦恋曲》《母亲》《酸果》《雪松之恋》《春歌》等.
《苦恋曲》抒发了一场历经22年而无法忘却被时代埋葬了的苦恋.这不仅是个体悲剧,更是民族之殇.《母亲》描写隔海墓陵中的妈妈无数次走进傅天虹的梦中：“三十多年了/我总渴望着/一声门铃/我的泪水没有停过”.《酸果》是傅天虹的重要代表作,以扭曲的大树上结出来的“酸果”自喻,控诉了时代风雨霜冻带来的劫难.《卖火柴的小女孩》中那个没有妈妈的小女孩,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小女孩就是傅天虹的另一个“自我镜像”,表达了对自己远去台湾的妈妈的无限思念.
傅天虹在诗中表达了对民族未来的无限渴望.《雪松之恋》以市花的命运自喻,“我知道/你也有过被凌辱的痛苦/有过伤残/有过厄运的侵袭/连中山陵都淹没了的红海洋/当然不会放过你”,“你不屈的绿/浮动在我猩红的记忆里”.现在迎来了春天,“哪怕只犁出一点点新绿/春蚕吐丝一般的缠绵哟/似乎活着/爱,就决不会忘记”.《春歌——写给一位会唱歌的老诗人》,一位“经过扭曲的世纪”的邻居遭到批斗,妻子离婚,爱女夭折,但他并未沉沦,而是以充满着“春蚕吐丝般缠绵/少女怀春般痴迷”的柔情,为时代唱一曲“苦恋”的春歌,“唱冻土里萌动的生机,/唱旭日下暖暖的春意等”他以这种动情的“恋歌”,给观众爱的滋润和启迪.
我们注意到,傅天虹这一时期的诗作,带有那个时代的共名色彩.所谓“共名”,是指时代本身含有重大而统一的主题,知识分子思考和探索问题的材料都来自时代的主题.“共名”不但概括了时代主潮,而且可能成为作家表达自己社会见解的主要参照系.傅天虹的共名抒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公共抒情——“苦恋”之情.引起极大影响的是《南京杂咏》组诗四首,分别写了明孝陵、莫愁女、胭脂井、跪石羊,借物抒发历史的巨大变迁,历史的忧患意识是很清晰的.《跪石羊》抓住“跪”这一典型动作所蕴含的历史深意,祈求“快起来吧,春天到了！/你身边不远就是长满绿草的山坡.”蕴含了新时代人格解放的呼声.二是在“向科学进军”的时代号召下书写的一批科学诗篇,开风气之先,在很大程度上,表达的也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共名抒情.三是一批具有哲理诗特点的咏物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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