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两种视角冲突和妥协》：此文是一篇妥协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回顾乾隆年间清政府高级官员之间关于是否全面丈量贵州土地的政策争论,试分析国家力量向边地伸长过程中国家视角和地方视角如何冲突和妥协.
关键词：清丈黔田邹一桂包柞永
中图分类号：K24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08)03－12－14
一、“清丈黔田”之争
“七年(壬戌,公元一七四二)春二月,学使邹一桂还朝,疏请丈量贵州田.御史包祚永力陈不可,罢之.”《贵州通志·前事志(三)》乾隆七年(1742),围绕是否全面丈量贵州土地,清政府的高级官员之间展开了一场争论.
主张丈量的是邹一桂,他刚刚结束贵州学政的任期返京,即将升为给事中.在给皇帝的奏疏中,他建议全面清丈贵州土地,并逐山绘制田亩地图,建立官方档案,同时发给业主凭证,“以杜讼端”.
反对丈量的是包祚永,时任广东江南道监察御史的贵州籍官员.包祚永在皇帝将邹一桂的建议交给 主管部门讨论时听闻此事,立即“具疏争之”,对邹提出的理由逐条反驳.认为全面丈量贵州土地有害无益,应该叫停.
皇帝也将包祚永的意见交给有关部门,让他们权衡利弊.讨论的结果,是听取包氏意见,全面丈量贵州土地之事就此作罢.
“清丈黔田”之争,并未引起向来史家之注意.《贵州通志·前事志》仅在简要条目后略附包氏奏疏,而邹氏奏议之内容仅能从包氏驳议中得窥概要.或许是因为贵州历史在清一朝,充满反抗和镇压的激烈冲突,史家笔墨更多着于关乎稳定的军政大事,而不是这场夹在两次大规模苗民反叛之间关于经济政策的争论.
关于当时及后世史家对此事的评述,只得刘学洙的一则小记.在这篇名为《敢为贵州说话的大吏》的文章中,刘学洙介绍了明清以来能够根据贵州省情“因地施政”的封疆大吏及其事迹,其中就有这则“清丈黔田”的故事.他指出,在维护国家根本和长远利益,处理 和地方关系方面,存在明智者和僵硬者两种人.自然,在这场争论中,包为前者,邹为后者.
刘学诛的文章给予笔者极大启发.进一步追问,明智者何以明智?僵硬者为何僵硬?具体到“清丈黔田”之争中,邹一桂为何认为拥有一份土地清册是迫切的?而包祚永为何认为清丈行动完全没有必要?他们的身份和背景对各自的主张有何关联?争论的结果反映了国家对新开边地的何种心态?
带着这些问题细读包氏不足千言的驳论,便尝出种种微妙滋味——在国家力量向边地伸长的进程中,始终存在国家和地方两种不同的视角,而“清丈黔田”之争,即是在 政府大规模军事征服后如何实施统治的背景下,以邹氏为代表的国家视角,和以包氏为代表的地方视角的一次冲突和妥协.
二、邹一桂的主张
双方争论的一个焦点是,贵州到底有无“田亩”.意思是,贵州是否建立以面积为单位的土地度量制度.
邹一桂在给皇帝的奏疏中说：“黔省田地但计谷种,而无亩数.”
而包祚永则反驳：事实上,康熙时期贵州曾数次开垦田亩,并由当时的抚臣佟凤彩主持过一次历时三年的大规模土地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征收赋税,调查资料已载人国家的《赋税全书》.
那么,为何在邹一桂的描述中,贵州土地仍无亩数呢?几种可能：一、邹没有接触过
《赋税全书》；二、经过雍乾时期的大规模军事征服和移民安置,纳入国家管理的区域大幅增长的同时.原有权属关系也一再变更,几十年前的土地调查资料已不能反映当时状况；三、尽管国家曾经通过土地调查建立以面积为度量单位的系统,但没有得到民间的认可,以“谷种”为计量单位的传统土地度量制度依然根深蒂固.
笔者认为,邹一桂提出“黔省土地无田亩”应该是有现实依据的,也就是说,后两种可能更值得注意.邹一桂主张,应该“清丈黔省田亩,逐丘绘形编号,设田单以给业主,立官册以杜讼端.”由此可见,邹一桂认为“但计谷种、而无田亩”容易引起纠纷,因此需要通过全面丈量、绘制地图和建立官方档案加以清晰化和法律化.
此前,由于苗民的激烈反抗,乾隆皇帝被迫豁免贵州新开疆域的赋税,并承诺“永不加赋”.邹一桂自然清楚维系社会稳定是当时贵州政局的“重中之重”,故而在“清丈黔田”的建议之后补充：“其丈出余田,只将原赋均摊,不必加增赋额.”
三、国家的视角
既然政府至少是暂时、并不打算在贵州增税,邹一桂为何认为拥有一份土地清册仍是必要和迫切的呢?在这里,应该考虑邹一桂的身份和背景.
邹一桂,江苏无锡人.1727年他42岁时中进士而人仕途.大约在1738年他从云南监察任上迁贵州学使,1742年回京任给事中,之后官至侍郎,赐尚书.也就是说,邹一桂是外地人,是由 政府委派到贵州行使管理职权、任期有限的“流官”.
流官邹一桂说,政府需要通过全面丈量制作一份清楚明白的土地数量、权属清单,是因为在他看来,贵州本地沿袭的以“谷种”度量土地的方式是混乱的,容易引起纠纷.真的是这样吗?
对于靠耕种小片土地维持生计的贵州农民来说,有无田亩并不重要.他们更为关心的是所耕种的土地能否出产满足家庭生存需求的粮食,而土地上的播种量,即“谷种”.是一个相对较好反映平均产出的指标.我们可以想象,即使在分家析产或者土地交易等产权变更行为中,人们衡量某块土地的价值,说“可以播多少种”比“有多大”更能直观地概括其面积、肥力、需要投入的劳动力等要素.
但是,这种对农民和长期生活在当地的土官而言很实用的度量方式,对于 委派的官员邹一桂及其同僚而言,不仅没有任何价值,而且是不可接受的.
可以设想,当无锡人邹一桂到贵州任职时,面对的是一个生疆熟土交错、陌生而复杂的社会,如果没有足够简单清晰的资料,他如何才能在有限任期了解这片土地并且进行有效干预呢?
因此,邹一桂主张丈量土地,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计谷种”的度量方式是流官们难以把握和无法干预的.有限的任期和来自 的政绩考核,使流官们不可能去适应地方的知识体系,相反要打破原有地方实践系统.来适应他自己熟悉的、可控的、能够在官僚机构中交流沟通的体系.
或者邹一桂有更深远的考虑：如何在大规模军事征服后,将这片曾经长期处于“教化之外”的区域,真正纳入国家的既定秩序中.只有在这种既定秩序中,国家征税、征兵和防止 的职能才能够简单容易地实现.而建立这种秩序,必须将人口、土地及其财富联系起来,并由国家牢牢控制——通过全面丈量土地,将“计谷种”转化为国家习惯的“计田亩”,便于政府官员的阅读、记录和监测,是关键的一步.
从这个角度说,邹一桂全面丈量黔省土地的建议,表达了改土归流进程中, 政府对于地方情况的盲然和不甘于做瞎子的愿望.正如詹姆斯,C.斯科特所说：“从国家的角度看,在原始形式下的度量衡和土地所有权的地方实践都是‘不清晰’的,等如果不将其转化为至少有一部分是虚构的简单表达,它们就不可能被国家的管理结构所吸收.”
四、地方的反抗
我们已经知道,邹一桂的主张在贵州籍官员包祚永的强有力反驳下没有付诸实施.那么,邹氏认为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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