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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整体看两岸新诗,洛夫晚年所致力的唐诗新写,可以看作台湾七十年代中西合璧思想的一个延伸.比如,和余光中等台湾诗人在六七十年代的转向,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即使余光中在诗风最西化的五十年代,由于他背靠的蓝星诗社,其真意是要继承新月派诗歌,这种基因奠定了蓝星不会永远满足于对西方诗学的简单移植,因为新月派一开始就对自由诗表示怀疑,他们固然是通过学习西方格律来平衡内心的担忧,但他们不经意开始了新诗的汉化努力.闻一多通过在汉语中建立“音尺”概念,来模拟英语中的音步,表面上“音尺”是西化的成果,但其实超越了英语特性,回到了东方的汉语特性.比如,闻一多把“绝望的”、“死水”、“织一层”、“泼你的”等,都视为一个音尺,若搁在英语里,显然行不通,因为“死水”、“织一层”、“泼你的”,按英语标准均无重音,英语音步必须包含一个重音.我个人认为,汉语中最接近英语重音的字,是第四声字,但闻一多没有进行如此机械的照搬,他去除了音步里的重音概念,转而借助现代汉语特性,建立起白话的基本诵读单元——音尺.闻一多通过对西方诗学的寻觅,却回到了汉语自身的审美特性,这些不可能不对蓝星成员产生影响.所以,我认为,新月派、蓝星诗社、余光中、洛夫等,这些构成了逐渐体认东方的诗学历程,不再顺从西方诗学的历史线索,这是穆旦及其诗学子嗣们难以想象的.
西方二十世纪的诗学资源,带着大陆两代诗人走过了朦胧诗的现代主义、第三代的后现代主义、九十年代诗歌的生活化等,一旦渡过便捷的横向移植期,西方现代诗资源便显得捉襟见肘,事实上已被现代汉诗耗尽,其虚弱的外在表现已初见端倪：一些诗人开始回头炒西方二十世纪的诗歌冷饭,比如,提倡反意义、反意象、甚至反诗歌的诗,试图通过美学虚无主义,达到震惊读者的效果.殊不知,这些不过是西方百年前达达主义诗歌的滥觞,美学虚无恰恰令达达只留下了流派声名,没有留下像样的作品.反对一切导致的美学虚无,也暴露了他们对人性的无知,若忘了美学必须立于人性,忘了诗歌在于平衡现实的诸多复杂意义,那么再震撼的实验冲动,最终也会被后人抛弃.幸好一种新的东方意识,或许在台湾新诗不断输入的砥砺、启发下,铁树一般慢慢在大陆生长起来.八十年代柏桦的《在清朝》等,王家新的《中国画》组诗,九十年代中期杨健、庞培诗中崛起的东方意识,我写于九六年的《印象》、《齐云山》,并用诗序提出的诗学东方化、“九宁”主张等,以及新世纪以来大陆越来越显形的东方诗学潜流,这些都把新诗带到了东西诗学的交汇点：民族诗学自主意识的崛起,和已成为新诗基调的西方现代意识.我认为,和七八十年代的现实,激活了当时诗人对西方的想象和认同一样,九十年代尤其新世纪以来的现实,同样激活了当下诗人对东方的想象和认同,这开始构成一些新的诗歌元素,比如,东方意象,抒情性的回归,对偶的利用,音乐性的安排,隐士文化的重现,诗中谦虚、独特、甚至孤独的个人声音等等.这历经了三十年的完整历程,不过复现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既有逻辑,这种逻辑极容易从佛教或胡曲入华的历程中察觉.比如,当佛教趁着魏晋乱世传入华夏时,印度佛像的男性特征,和脸庞的希腊特性（公元前四世纪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征印度,印度佛教造像曾受希腊影响）,都完好地保存于新疆的库木吐喇石窟壁画,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雕塑,而接下来位于洛阳的龙门石窟,则提供了佛像女性化的汉化历程,唐代将其汉化努力普及和完成.至今莫高窟第194窟,尚存有男女双性的佛像：女性外貌加男性胡须.这尊佛像体现了佛祖性别由男性向女性过渡的汉化努力.就是说外国事物入华,刚开始总有一个肆无忌惮的直接模仿期,接着民族审美习性开始被激活,入华事物不得不改变其美学,循着汉化逻辑脱胎换骨,直至看上去仿佛本来就是中国的事物.就连明朝末年入华的辣椒,同样也遵从这种逻辑,当川菜在国内纵横驰骋时,没人会觉察到它的外国血统,川菜提供的辣椒美学早已彻底汉化,完全不同于印度菜或德国菜对辣椒特性的理解和利用.再比如,构成了宋词源头的唐人燕乐,所谓“胡夷里巷之曲”,就是胡乐和中国南方清商乐的复杂融合,学者杨荫浏总结为“含胡乐成分的清乐,含清乐成分的胡乐.”胡乐此前曾独行于梁代,那是它作为一种新声,全盘被接受的时期.例子真是不胜枚举！我个人认为,构成中国文化的这种逻辑,同样会对新诗的外国血统进行类似的汉化改造,这意味将出现一个更合理的新诗审美疆域,即对西方新诗诗学传统的简单好奇,转变为对民族自身微妙人性和审美的复杂探求.不管我们如何想讨好“现代诗”这个概念,新诗的民族化是一个必然,因为道理极其简单,新诗终将根植于中国的人性和审美观.
现代化浪潮,固然使东西方的生活方式日益趋同,但仔细甄别仍会发现,现代东北亚地区的人性和审美倾向（台湾、大陆、日本、韩国）,依旧保有和西方有别的自主性.比如,东北亚人对夜市、人群、人际的依赖,对长短句、篇幅大小、色彩、款式、招牌使用、生活起居的不同好恶,对宗教、信念的世俗态度等等,这些都提示我们,西式事物带来的新鲜感难以持久,西方现代诗观念提供的大餐吃完后,它独霸大陆诗坛的时代终将过去,或说,已经开始过去.西方诗学腾出的部分空间,自然将被中国古代诗学和新的民族诗学瓜分.这里我想强调,我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不是那种自命为中华文化将取代世界文化的蛮横者.中华文化确曾提供过两次机会（南宋、晚明）,可以令古代中国跃入现代,提供过无数令同期西方望尘莫及的文艺观念,但就现状而言,我们正处于文化的野蛮期.实际上,就读懂东西方文化而言,我们体现的耐心不够,我们总是倾向用已经“西化”的头脑,来议论和建设当下的文化,比如,城市中随处可见的西式广场,从根性来讲,徒搬形式却丢其公共意识的灵魂,吊诡的是,我们的城市并没有什么东方灵魂可以注入其中.“西化”是比较客气的说法,其实我们竭力抓住的,只是一麟半爪的西方,被我们的追赶意识扭曲的西方,没有察觉到,当代西方已有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若干特点.比如,礼仪的周全,对亲情的重视,知识分子的刚直不阿,城乡二元旧貌,渐渐让位于城乡一元新风,禅修和隐士文化的兴起,英语时态正在简化等等.这些都表明,我们处于丢了东方又不懂西方的野蛮期,既是东方的败家子,又是西方的拙劣模仿者.越是此时,诗越应该扮演先知先觉的文化角色,由此我期待诞生一种中西融合的新诗学,它能把最纠结、最有生气的现代意识,和写得合乎民族审美观结合起来,而不是直接移植极端或差强人意的西学观念,比如,反意象、反诗歌、反意义等等,催生出真正撼动人心的杰作.它构建时,不以服务当下时代的审美观为己任,将致力于洞察能被各个时代都视为合格的诗歌审美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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