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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知识分子写作现状与学者写作叩问佛教和文化传统的新维度
学者作家徐兆寿新长篇《鸠摩罗什》,2017年9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说甫一面世,便广受关注,带给读者和评论家不小的震动.小说不仅成功塑造和还原了鸠摩罗什这位高僧大德——鸠摩罗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佛经翻译家,同时也是大乘佛教引入中国的佛学大师,“在长篇小说《鸠摩罗什》中,作者身临其境地描绘了一代高僧鸠摩罗什如何来到中国传播大乘佛教的心路,第一次将佛教如何与儒道两家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并走进寻常百姓精神生活的历程用小说的方式揭示了出来”①,而且还在资料极少的情况下栩栩如生地呈现了五凉时代的文化盛景；小说不仅还原并叩问了佛教传统和中国传统文化,而且成功实现了从2015年秋天完成的十二万字的跨文体学术传记《鸠摩罗什》,到能够让大多数人都读懂的故事性、可读性很强的小说文本的转换.小说的意义和价值其实还远不止于此,如果把《鸠摩罗什》放到五四以来的学者写作,尤其新时期以来的学者写作小说的脉络和新文学谱系当中看,尤能发现小说独具的价值和意義.
五四时期,小说作者,往往是将知识者、学者、作家身份集于一身的,鲁迅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著称的《狂人日记》,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呐喊》和《彷徨》当中的许多小说,都更加显示了思想家意义上的文学家鲁迅——一个挥舞着启蒙大旗,毕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建构与重构的先觉者和先驱者.“个性主义思潮和自由意识的催生,独白式小说,包括日记体、书信体小说,曾经是五四作家最为热衷和喜爱的小说形式.但是独白的过剩,便使小说情节性大受冲击,很多小说比如《狂人日记》根本无法还原为完整的故事或者改编为讲求故事性、情节性的戏剧和电影.郁达夫、郭沫若、王以仁、倪贻德等人的小说,全以小说结构松散著称,微末之小事,也要大发一通议论,甚至痛得死去活来,他们实在是在夸大并欣赏着、甚至津津有味咀嚼着自己的痛苦,以至于忘却了小说的艺术.”②作家们包括在大学执教的作家的写作,不太讲究小说是虚构故事的文本和小说艺术,作家主体过多地融入小说叙事而伤害小说形式,在中国现代时期的小说当中曾经广泛地存在着.像鲁迅《狂人日记》《孔乙己》《故乡》《在酒楼上》《孤独者》当中,显见小说与作家主体及其现实生活的内在和明显关联.钱钟书更是典型意义上的学者写作小说的代表人物,他在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其小说创作,1946年6月上海开明书店刊行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收有《上帝的梦》《猫》《灵感》《纪念》四个短篇,次年曾在《文艺复兴》上连载过的长篇小说《围城》的单行本也得以出版.“在这些作品当中,钱钟书着力刻画了一些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学的人物形象画廊.”③学者作家写作小说,目及所见,首先关及自己熟悉的知识分子题材以及现实生活,在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源流当中,可以说其源有自,这在新时期以来的学者写作当中就更加明显和更多复杂面向.
当前学者写作,往往把题材集中在知识分子题材尤其高校知识分子题材.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题材创作越来越明显地向高校知识分子题材集中.如格非《的旗帜》（1993）,马瑞芳的《天眼》（1996）、《感受四季》（1999）,李劼的《丽娃河》（1999）,南翔的《硕士点》、《博士点》（2001）,李洱的《遗忘》（2002）,张者的《桃李》（2002）、《桃花》（2007）、《桃夭》（2015）,葛红兵的《沙床》（2003）,史生荣的《所谓教授》（2004）、《大学潜规则》（2010）、《教授之死》（2014）,汤吉夫的《大学纪事》（2007）,阎真的《活着之上》（2014）,等等.但这类写作已渐呈现这样的写作面向：被知识分子的现实境遇牵着走,停留于新闻化、纪实化的表层写作,缺乏对生活的深入开掘与提炼；沉溺于知识领域的权力叙事套路,人物标签化、符号化,情节奇观化、荒诞化,导致趋于模式化的隐喻写作等等④.历史维度和文化维度的欠缺,恐怕是高校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越来越显现出的弊病,也可以说是学者写作的弊病.而高校知识分子题材写作,一部分来自学者写作,另一部分来自被高校收编的作家.我们知道,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锋文学消退,先锋作家纷纷转型,相当一部分作家如马原（同济大学）、格非（清华大学）、王安忆（复旦大学）等先后进入高校担任教授.但是,驻校或者被大学收编的作家的写作,恐怕还不能称作学者写作.进入高校的作家与高校教授中写作的如汤吉夫（天津师范大学）、史生荣（甘肃农业大学）、老悟（财经大学）、李劼（华东师范大学）、朱晓琳（华东师范大学）、葛红兵（上海大学）等人,共同汇成了高校知识分子题材的创作主体.近年作家与教授的合流,成为一个显在的现象.但学者写作,应该是学者兼事写作,而且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写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尽管学者写知识分子题材,似乎是现代时期以来的一个传统,几乎是学者作家难以绕开的一个传统,徐兆寿本人在2014年同样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荒原问道》,虽然更多留有先锋文学遗迹和影响的痕迹,但是也是选择了知识分子题材,全书以第一人称“我”（陈十三）叙述,一个在“西远大学”声名是放浪形骸的诗人、学者,“西远大学”的日常带出的是高校学者的日常等但是,徐兆寿是一位学者作家,更是学者写作的代表性人物,他没用仅仅止步于知识分子题材和自己所熟知的高校生活,《鸠摩罗什》对于他本人而言,是有创作转向意义的,或者说是一种重新出发；《鸠摩罗什》对于一直以来的学者偏于高校知识分子题材写作,是有重要标新意义的.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评论家已经注意到了学者写作高校生活题材的陷于现实泥淖、表层写作以及高度“同质化”等弊病,洪治纲在评价这些小说时,就曾不无忧虑地指出,“这些作品不仅在故事营构上具有极大的类同性,对高校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也过于脸谱化、戏谑化,而且非常突出地展示了作家们对当今高校教授生存状态及其内心困境的浮浅认识”,他指出了其艺术形象“同质化”的弊病⑤.其实,不唯高校教授艺术形象“同质化”,整个高校知识分子题材的写作,已日趋“同质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兆寿的《鸠摩罗什》对于他自己和整个学者写作小说,都是有着破茧意义的.从《荒原问道》对当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叩问,到《鸠摩罗什》对佛教传入和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叩问,表现出他在当下知识分子写作当中,主动选择了难度很大的题材、主动面对巨大的写作难度,都显示了当下学者写作的一个新维度和作家突破当下学者写作多局囿在现实境遇书写这一写作瓶颈并且成功挑战的勇气.而且小说又同时向叩问佛教传统和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两个维度伸展,这与现代时期以来宗教体验、宗教元素影响作家的写作,又有着天然的不同.
叩问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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