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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前,收到了 音乐学院项筱刚寄来的刚刚出版的著作《李凌音乐评论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版）.屈指一算,该著距其同名博士论文原稿的完成已然十年了,足见当下学术著作出版的不易.
项筱刚早在 音乐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就对中国现当代音乐评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近十年的探索和学习,他最终将李凌的音乐评论作为自己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李凌音乐评论研究》系作者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2013年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以往的相关研究几乎都是关注李凌音乐评论的一个“点”或一个“侧面”,没有形成专题性的论著,更缺少深入、系统、全面的研究分析.因此,该著对李凌音乐评论给予的较全面、深入的研究,既是当下亟需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主要内容
《李凌音乐评论研究》以当代音乐史上几次重要的争鸣和评论为核心,围绕李凌在这几个问题上的观点和主张,采用音乐学的方法并结合文化学、美学、社会学、释义学和口述历史的方法,对李凌的音乐评论做了多层面、多角度的剖析和研究.《绪言》首先从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等方面对“李凌音乐评论的研究意义”进行了阐述和分析,指出“李凌音乐评论是中国现当代音乐评论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该现象的出现是中国现当代音乐评论发展的必然结果等研究该现象对中国音乐评论事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1}.在第一章《历史描述：李凌音乐评论的发展轨迹》中,作者根据李凌音乐评论的研究对象、评论视野、评论思想的变化等,按照历史发展的轨迹将李凌的音乐评论划分为三个阶段,同时指出李凌音乐评论多为“?菖?菖杂谈”、“?菖?菖漫谈”等,这种“杂而不乱,漫而不散”的特点自20世纪40年代起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构成了他的独特文风.第二章《〈新音乐〉时期的评论》主要分析的是1936年“新音乐”运动开始后,李凌开始参和“新音乐社”和《新音乐》月刊等事务性工作期间,在《新音乐》刊物上所刊载的有关“新音乐”若干问题的评论文章,体现了李凌将音乐评论视为具有“武器”“ ”等作用的犀利的宣传工具.
著作的第三章至第五章集中分析、研究了李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音乐评论.作者认为这一阶段是李凌音乐评论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后音乐界的“土洋之争”说起,到音乐的“民族形式”问题以及李凌于1962年出版的《音乐杂谈》等,作者逐一解剖、分析,认为李凌这一阶段的音乐评论包含了诸多富有前瞻性的内容.第六章《新时期的评论》探讨了“ ”结束李凌复出之后的音乐评论文章,分别从“流行音乐”“新潮音乐”“声乐表演评论”三个方面予以分析.在第七章《李凌音乐评论的历史地位》中,作者从主、客观两方面,分析了李凌音乐评论“凸现”的历史原因,认为李凌音乐评论的凸现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中国音乐史发展的必然现象,是李凌自己音乐生涯发展的必由结果.
二、学术价值和特点
通览全书,《李凌音乐评论研究》以丰富翔实的史料、科学的研究方法,总结了李凌在各时期音乐评论的写作特色及历史脉络.从一定程度上说,该著对中国现当代音乐史的某些领域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著作具备了论述的系统性、分析的独特性,以及语言表述的准确性.
(一)资料翔实、论述系统
《李凌音乐评论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充分遵循“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原则.由于该著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所获得资料的来源也是多方面的.在本世纪初,作者曾经采访过李凌本人得到了一部分第一手资料.在后续的研究中,李凌女儿李妲娜也为其提供了大量有关李凌的信件、写作手稿和图片等.这些材料经过作者的细致阅读、挑选和提炼后应用于该著中,不仅丰富了著作的内容,也提升了著作的史料价值,并使著作在理论系统性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整体上看,该著从李凌的生平及音乐评论的发展轨迹开始,论及各时期的音乐评论,其中既有针对某一音乐文化现象的评论,也有对某位音乐家的专题评论,并将之和当时的社会历史生活紧密结合,体现了著作论述的系统性.在具体分析方面,作者从不同角度切入李凌的音乐评论文章,将文献拆解、整合,重新解读.如该著第三章,作者聚焦于李凌的两篇文章——《音乐的民族风格杂谈》和《音乐的民族风格续谈》,在民族风格的“移植”、对民族风格的“理解”、民族风格的抽象性和“可解性”等几个方面,做了较深入的论述.其具体的分析以文献为基础,从事件背景、发展到影响,鞭辟入里、丝丝入扣,体现出作者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思考.
(二)分析客观、观点独特
《李凌音乐评论研究》的研究论述和分析相伴而行,即在论述中分析、在分析中批判.该著不仅采用了音乐学的研究方法,也应用了释义学的一些方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G.Gadamer）提出了“视界融合”（Holizontverschmerzung）的概念.所谓“视界融合”是指在研究艺术作品文本时,研究者应该使自己现在的视界和艺术作品意义中所体现的过去的视界相融合,而达到一种新视界,进入一种新的理解.该著在研究中,尽力将自己的“现在视界”和李凌音乐评论中的“那个历史视界”相融合,在“零距离”地审视李凌音乐评论的同时,又“远距离”地眺望他,从而使二者都超越自身,达到新的视界.如该著第五章,作者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轻音乐这一体裁为讨论基础,站在“那个视界”,从李凌1958年发表的《轻音乐杂谈》出发,对轻音乐的内容、形式、风格、范围、题材以及它产生的历史渊源和背景做了探讨,指出在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尽的时代“轻音乐”仍被中国音乐界视为“旁门左道”.这篇文章随后引发了一系列的口诛笔伐,作者首先详尽地分析了各类不同观点的文献,随后又从这些历史文献中抽身而出,从当下的角度出发,剖析了当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双重人格”——即“文化人格”和“政治人格”.作者强调：“当‘文化人格’大于‘政治人格’时,其音乐评论文章的学术性便会被摆在第一位.当‘文化人格’小于‘政治人格’时,其音乐评论文章的学术性便会让位于政治性而退居次要位置,甚至没有学术性.”{2}同时,作者进而指出李凌所处的时代,总有政治标准凌驾于艺术标准之上的情形,在那样的前提下展开的争鸣是得不到本该拥有的争鸣价值和理论水平的.那样的争鸣是建立在剥夺对方说话权利的基础上的、是以失去平等对话为代价的.换言之,作者努力使自己站在一个更高的学术高度,将音乐评论置于社会文化的宏观背景中,去探究它的社会根源和深层价值.
学术专著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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