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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可怜家伙,我对中国农历节气的意识仅仅停留在那一个个好听的名字上面.甚至可以说,在我心中,这些最基本的“能指”所引起的联想,也都不是农作物的收播生死或自然天气的转变,而是现代生活符号世界中无数个漂浮的概念——“大雪”给我的第一反应是永远是三片小雪花并排放置的图案,那是童年时候,新闻联播过后天气预报里的气象等级符号.和之类似,都市里的童年有一种乐趣,叫做“开着冷气钻棉被”,那种酷暑之下溽热焦躁又无处躲藏的经验,在我们的记忆里其实相当稀少.这是现代生活的便利,也是现代生活的乏味；它最大程度地保障了我们生理方面的舒适度,却也粗暴地删削了心理体验的波峰波谷——在过去的岁月中,任何无法逃避的生理挑战都会导致心理层面的特殊反应,现在我们身体对外在世界的记忆却已平滑得像一块每日都刮的黄油,于是只好低头对着游戏机寻找一点人工的刺激.
潘小楼的作品忽然使我想到这些,是因为她的小说中有一股强烈的节气转换的味道,并密布着随之而来的“波峰波谷”.潘小楼的小说里有四季的变化,这种变化未必是在同一篇小说里完整地表现出来,更多时候是在不同文本的并置和对照中得到显现,并且在近似中又有微妙的不同：《端午》是湿溽、《小满》是闷热、《女孩们在那年夏天干了什么》里有一种微微眩晕的中暑感；《秘密渡口》的清凉透着寒意,《魁山》弥漫着隐隐的萧瑟,《喀斯特天空下》则像文中的地下河流洞口一样临界于冷和热两个世界的边际.更重要的地方在于,节气的转换在她笔下并非耽于外在,而是渗入了人物的性情.外部环境的微妙变化,感知于肉体,更作用于内心；它不仅推动了气温计里汞柱的升降运动,更参和了小说人物的定性和塑形.以《小满》为例,一个吉普赛女郎式四处迁居的母亲似乎是富有诗意的,她可以是浪漫主义小说家笔下一位神秘却纯粹的人物,或者加西亚·洛尔卡诗歌里迎着棕 浓稠阳光起舞的迷人 ,但她本身并不足以支撑起一篇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这篇小说的成立,其根本在于外部世界特殊气息的内在化：小满之夜,因为年幼的“我”的一次疏忽,母亲在身心双重意义上遭受了屈辱,这推动了一次新的迁徙,并且导致了一个新的人物顺利介入小说——小满作为那个羞辱之夜的产物,就这样生生地插进了母子二人的生活；她终将导致人物关系平衡的打破,小说叙事的引擎由此真正启动.同时,随着年龄的成长,“我”渐渐明白了那个小满之夜意味着什么,充满耻感的生活令“我”不快（小满这一人物作为耻辱的符号偏又每日晃荡在眼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却是“我”自己的过错,一种无处发泄的愤怒最终指向自身,主人公孤僻、冷漠、充满不安全感的性格正是由此而来.那盏偷偷熄灭的灯,连同小满时节弥漫于空气中的特殊气味一起,强有力地参和了“我”的性情塑成.这种性情是如何在岁月 得坚硬、顽固,又是怎样在命运的颠簸中出现了隐秘的裂纹,这才是小说真正的重点.和之类似的是《魁山》.神秘的巫医行迹、乡间的民风民俗、山水间半属野生半属人工的日常器物（如那条冒水的石坑）,看似是外在的风情,实际上也已同九伯这一人物的内质外形生长在了一起.可以这样说：西南边陲大地那湿热、滞重、骚动、带有神秘之美的气息,在潘小楼的笔下已充分地内化于人物性情,并成功化生为一股股压抑而又猛烈的生命力,在文本中汩汩流淌开来.
在此意义上,潘小楼的小说中具有一种古典和现代并在的奇特风味.其古典之处在于对外部世界的书写：偏远却热闹的西南小镇、随自然轮转波动起伏的温度感知、在现代世界侵入的大背景下尚未彻底消亡的民风民俗等等.但当所有外部世界元素进入文本和人物的内部,出现的则又是一种充满现代意味的变异：孤僻的性情、躁动的青春、遥不可及的安定感、渴望救赎的心.潘小楼笔下的人物是充满疑问的,小说情节的进程基本可等同于人物的问题史.这个过程中浮现出的“问题”往往充满现代意味.《端午》会让我们联想到白娘子的故事,在那个民间传说里,催生变化的关键性道具是雄黄酒（它直接道破了“*殊途”的道理）,到了潘小楼笔下,道具则变成了带有窥视意味和 觉醒隐喻的小镜子；在端午显形的妖怪,也不是千年白蛇,而是内在于主人公、长着一幅弗洛伊德式脸孔的怪兽（月娘本是父亲的情人,而在后文中和主人公发生情感纠葛的,又是其同父异母的妹妹）.同样具有现代意味的是作者对人物心理世界的解读方式.她的*深刻、犀利,却又不失节制,如同油井上方的钻孔,洞打得深却依然只是洞,我们需要在那些狭长的黑暗之中,自行揣度地表下涌动的石油.潘小楼笔下的故事往往清晰,但情节的明澈并未导致文本意蕴的失控性喷发；故事可以解谜,真相可以大白,但复杂之物不宜轻易拆解,成熟的书写也理应拒绝那些扁平泛滥的抒情.潘小楼在这一点上做得不错,尽管有时她的故事讲得有点绕、跳得有点猛,但那种纠缠的余味保留住了,并且由于找到了现代人格中那些颇具独特性的幽暗角落,这些小说大多是有效的.
说到“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引述卢卡奇的一个观点,他认为现代语境下的小说,其内在形式便是“成问题的个人”的自我完成.潘小楼的小说基本都是有关于一个个“成问题的个人”.和卢卡奇的阐释略有不同的地方在于,潘小楼笔下的“问题”一般不会触及主体价值的自我确证或世界的总体性想象,而是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之中展开更集中的演绎；进而所谓的“自我完成”,也就变成了人物情绪乃至情结寻求自我安置的过程.这是潘小楼女性的一面、温柔的一面、细腻的一面,它为小说注入了一种内在的温度感.潘小楼人物的“问题”,往往根源于青春时代的历史遗留物,诸如《端午》里那场半是自觉半是传染的朦胧 、《魁山》里那句阴魂不散的谶语、《秘密渡口》里王一美忽然从水面下浮现的橄榄色皮肤等等.潘小楼的小说在经验和细节方面有很强的弥散感,但又为读者留出了一条荒草之下的隐秘山路,能让我们溯游而上,找到故事最初的原点.当这个原点被作者用一个画面、一个动作甚至一句对白的方式凝固下来,小说就会在某个瞬间突然充满了诗歌的韵味.潘小楼的小说充满了这种诗歌的色调,同时,它还跟关乎诗歌的另一个词有关,那就是青春.作为80后的青年作家,“青春”一词似乎变得有些敏感,随着“青春写作”在多年前的商业出版大戏中被过度透支,甚至成为了浮夸、模式化和不成熟的代名词,和青春有关的一切经验仿佛也都带上了原罪,成为许多写作者在文本中刻意要避免的东西.这并不是一种理性的反应,而那些太急着把青春和自己的写作撇得一干二净的作家,或许也会带有一点不自信甚至反向浮夸的嫌疑.事实上,青春不是写作的原罪,而是关乎经验的原罪；如果前者意味着文学创作上的某种禁忌或“讳”,对后者的挖掘却正是小说的本意之一.一个作家的18岁很可能在暗中决定了其一生的写作,我们也很难想象,一个人的灵魂构成会跟青春期时遭遇的人和事毫无瓜葛.真正重要的是,优秀的小说家不能仅仅把这“罪”放大到遮天蔽日,而要能写出“罪”背后的“原”,写出地平线尽头那模糊的身影,揭示出青春记忆中某个微小而重要的时刻,是怎样在人物未来的岁月中辐射出漫长的衰变期.潘小楼写出了青春之罪的“原”,并在这一原点的基础上放射出延展性十足的射线,因而纵使她的笔触常和青春为伴,但总体的经验视野却显示出一种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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