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贵阳解放之初的三件大事》：本论文为您写解放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贵阳解放之初,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市委和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坚决展开清剿匪特,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实施禁毒禁妓,净化社会风气；恢复城乡经济,保障城市供给；生产自救,以工代赈全方位推进城市社会经济建设.
俸起鸣认为,贵阳这个时期有三件大事不能不提,即“各代会”、土地改革和机关干部整风.尽管60多年已经过去,追溯其历史足迹,呈现它的历史原貌,鉴往知今,意义应该不小.
记者：什么是“各代会”,为什么召开?
俸起鸣：“各代会”是建国初期,在尚不具备条件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按照《共同纲领》规定,贵阳市从1950年2月6日开始一直到1951年5月,先后召开过三届贵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简称“各代会”,当时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代表们在会上共商建立政权大计,研究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推举市长,选举协商委员会委员等.
每一次“各代会”都根据贵阳市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讨论、研究、制定工作方针,如清匪镇反、发展生产、统一币制、土地改革、救济失业工人等问题,都要经过会议充分讨论形成决议.会议就当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提出一个中心议题,解决亟需解决的问题.
当时,市委、市政府通过代表向群众坦率陈述施政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以取得全市人民的广泛理解和拥护.
记者：就您了解,“各代会”的召开有何意义?
俸起鸣：据资料显示,每一届“各代会”都有各方面的代表近3003,-参会,并提出提案.在历届“各代会”上,共提出原始提案11400件,大多为各界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这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对建设新贵阳的热忱和关心.第三届“各代会”选举产生的27名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党外人士12人,占政府委员的45％,他们分别担任了副市长、副秘书长和有关部门的领导职务.各界协商委员中,党派和党外人士都占一半以上.
“各代会”的召开,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行使人民的权利.同时,为1953年7月进行普选、1954年7月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记者：土地改造前,贵阳农村是什么情况?
俸起鸣：这一时期的工作任务,又叫反封建斗争和发展生产.贵阳解放前有9个区,1到5区是城区,6到9区是郊区.当时区下面没有设乡镇,而是直辖保、甲.1950年5月,市政府将9个区划为7个区：4个城区,3个郊区.为便于对郊区工作的领导,市委建立了郊区工委,设区委、区公所,取消保、甲.当时有38个行政村,153个自然村,共有土地2.4万亩,总人口54100人,农业人口1.6万人.由于历史原因,贵阳市郊民族杂居、住地分散,群众生活十分贫困.
然而,当时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地主和富农手中,老百姓穷困不堪.仅在第五区6个行政村中,地主就占了58.1％的土地,富农占9.9％在第七区的宅吉村,地主占地53％,富农占14％；白云区尖山村,全村19户人家,却没有一间瓦房,住的是岩洞、草屋、窝棚,盖的是秧被；51个劳力中没有一个人识字.如此,老百姓是根本不可能富的.
记者：当时怎么来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现状?
俸起鸣：1950年3月,郊区工委召开农民代表会议,一方面号召搞好生产,一方面筹备农民协会.这时农村土地改造逐渐展开.9月,省政府提出开展“五大任务”(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市委即组织工作组深入村寨,走村窜户、访贫问苦、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培养积极分子,很快就把农民协会组织起来了.1951月5月,以“五大任务”为中心的反封建斗争基本结束,这时,农民积极性极其高涨,敲锣打鼓扭秧歌,送公粮,很多村两天内就把公粮全部交齐.
在“五大任务”中,还查出特务、土匪、恶霸1300多人,收缴了2700支,1万多发,依法严惩了罪大恶极的罪犯.这使农村变得安宁了,农民生产、生活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记者：贵阳土改怎样开展,结果如何?
俸起鸣：由1951年5月开始,贵阳土地改革按照“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计划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改工作方针,由点到面,分期分批进行.6月在尖山村搞试点,12月底,38个行政村土改全部结束,5万多人口的地区土改工作全部结束.土改,打倒了地主阶级,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2万多贫苦农民分到近3,6万亩耕地,还将没收的地主房屋2366间、耕牛441头,分给了没有房住、没有牲畜的贫苦农民.
农民分得土地和生产工具后,按照“自愿、换工互助、等价交换”的原则建立互助组,逐步走互助合作道路.到1952年底,建立互助组520个,占农户的65.2％.经过土改,生产关系发生变革,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生产得到发展.
记者：您所说的“整风”是什么?
俸起鸣：1951年上半年,在党政机关当中开展了一次思想教育运动,这是根据精神,为纠正入城以后在干部队伍中滋生的不良作风而进行的.这是一次非常必要、意义深远的整风.
记者：如何理解开展这次思想教育运动的背景?
俸起鸣：在贵阳解放1年多的时间里,广大干部在保卫新生革命政权、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过程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发挥了积极作用,保持了人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但由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吸收了大批新干部,在干部队伍结构上就出现参差不齐的情况.主要问题是“两少两多”,即老干部少、党团员干部少；留用干部多、新干部多.当时,全市干部总数为1423人,比上年增加了642人.其中,老干部93人,转业干部245人,军大及西进干部113人,原地下党干部仅3人；而新吸收当地学生干部就有410人,留用干部有559人.其中,党员才216人,团员114人.
这样的状况很不适应工作需要,加上有的老干部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不注意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对新干部的教育又没有及时跟上,因而少数干部的思想、工作作风存在不少问题,如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铺张浪费、作风不、腐化堕落、不团结等等.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失.
记者：整风结果怎样,在当时带来什么影响?
俸起鸣：收获很大,经过学习、整风,党政机关干部、同志的思想觉悟提高了,进行了自我检查、总结,批判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克服了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的错误思想,增强了党内外和上下级之间的团结,提高了政策水平和工作效率,推动了党的组织建设.
1952年,全市员发展到436人,比1950年增加了220人；党的基层组织(厂矿、机关、企业、学校党组织)也迅速建立起来,在1950年的基础上增建了21个党支部.
在整风中,许多干部受到教育后,解除了思想顾虑,主动交待了自己的历史、经济、生活和工作上的问题.据当时统计,交待参加过反动党团的有225人,占参加整风人数的9.6％；交待参加过各种封建会道门组织的有169人,占6.3％；交待解放后有贪污腐化行为的有107人,占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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