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物件文化中国学者早期田野采集志反思》：本文关于田野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摘 要]随着近年来博物馆人类学的兴起,有关博物馆的研究被放置在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野,研究者不只限于关注博物馆内的物件,对于博物馆所涉及的采集活动即物从田野到博物馆的流动过程也赋予了更多的认识.本文以近期厦大人类博物馆*的一批珍贵文献图片资料为基础,结合相关著述,分析著名学家林惠祥先生的早期民族学采集活动,尤其是其1929、1935年两次台湾原住民村社之行,试图通过这一中国较早的人类博物馆的标本采集活动,来分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博物馆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对早期民族学采集活动中涉及的物和他者文化、田野采集志等议题进行反思.
[关键词]标本；文化；田野采集志；博物馆人类学；林惠祥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1-0001-07
对一所博物馆而言,其藏品（collections）种类和丰富程度具有重要的指向意义.长期以来,有关博物馆藏品的研究较多集中在物件本身,而对博物馆标本的采集活动（collecting）及采集者（collector）之间的关系仍然关注不够.随着近年来博物馆人类学的兴起,博物馆的研究被放置在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野,研究者不只限于关注博物馆内的物件,对于博物馆所涉及的采集活动即物从田野到博物馆的流动过程也给予了更多的认识.①
众多周知,采集（collecting）是绝大多数博物馆不可或缺的一个工作环节,正是通过采集者的活动,在物和博物馆之间搭建了一个重要的桥梁.因此,对于“采集”这一行为实践的研究,不仅可以使博物馆中被展示的静态的“物”变得鲜活起来,而且也促使人们思考物件流动的文化意义.Susan M.Pearce在梳理不同时期西方人对于采集的认识历程时就指出,现代知识背景下有关采集的研究至少会涉及到三个维度：采集的实践（Collecting as practice）、采集的诗学（Collecting as poetics）、采集的政治学（Collecting as politics）[1]（P.28-33）,Susan M.Pearce的上述研究提醒我们注意思考标本、采集和采集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本文即以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所*的一批珍贵台湾原住民标本为基础,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分析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1901-1958）和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早期民族学采集活动,尤其是其1929、1935年两次台湾原住民村社之行,试图通过这一现代中国第一代人类学者较早的标本采集活动,来考察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博物馆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对早期中国民族学采集活动中涉及的物和他者文化、田野采集志等议题进行反思.
一、林惠祥的早期采集实践
作为一个专门化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在海内外享有一定声誉,尤其是其馆藏丰富的我国台湾地区以及南洋等地原住民文物,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上述台湾、南洋等地珍贵的原住民文物,相当部分是由该馆的创建者、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在民国时期采集而来.②
1928年春,林惠祥结束在菲律宾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的留学生涯,获得人类学硕士学位.此前一年,蔡元培为改革中国旧有教育制度,于1927年10月在南京筹划成立了中华民国大学院,由蔡元培亲自担任首任院长,倡导学术研究,并广揽人才.林惠祥在厦门大学就读时的国文老师毛夷庚此时恰好担任大学院秘书,他向蔡元培举荐林惠祥,于是蔡元培召林惠祥前往南京,先任特设著作员.1928年6月,国立 研究院正式成立,所属社会科学研究所设有民族学组,由蔡元培自兼组主任,林惠祥被委任为该组助理研究员,从此开始了其民族学研究生涯.[2]（P.6）而其早期采集活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的.
1929年7月,林惠祥因父亲辞世赴台处理丧事,开始了其第一次深入台湾原住民村社的田野调查活动,他在个人自传文《二十五年之秘密》中简略记载了这次田野调查的缘起：
余于葬父后即实行前对蔡院长之提议,欲乘机入番地,研究番族,搜集其风俗习惯之标本.乃由台北经基隆,乘小汽船赴东海岸之花莲港,再至台东,入附近番社数处,颇有所得.因于台东时向警厅请求赴红头屿,致惹猜疑,被其派员 ,在半途花莲港旅馆候我,幸余方赴山内番社,未即回,不和遇,得无事.回台北后,又赴中部高山之日月潭,时未开辟,独行深林山径中.既到,考察既竟,乃买樟脑木所刳制之独木舟一,雇番人由小径偷运出山,中途经一铁线桥,几致失事.渡赴他处,经二个月乃归上海.即写成《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由 研究院印行,并于周会中作报告.又为南京 广播电台请去广播.[2]（P.6）
从上述引文可知,此次林惠祥赴台田野调查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番族,搜集其风俗习惯之标本.”也就是说,田野调查和采集标本是并重的.很显然,林惠祥此举和其在菲律宾所接受的人类学训练息息相关,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展开讨论.在林氏所完成的《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的下篇“游踪纪要”中,他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这次田野采集之旅.这是目前所知现代中国第一代人类学者留下的开展专业田野采集的较早记录,弥足珍视.从该文可知,林惠祥此次台湾田野采集之行包含了两个主要步骤,即查阅资料和田野采集.查阅资料部分,当时台湾殖民总督府图书馆和博物馆*了丰富的台湾原住民的资料,因此,他先赴上述图书馆和博物馆查阅馆藏有关台湾原住民图书及文物标本.在完成了田野调查资料工作准备后,他即赴考察的第一站——位于台北附近圆山的石器时代遗址.以便搜集台湾史前文物标本：
圆山为市北一小山,原系石器时代番族之住地.其后番族或因死亡,或因转徙,竟致绝迹,至今唯有台湾人之村落在其山麓而已.其地之为石器时代遗址,系日本学者所发现.盖其西面山坡断层之黑色泥土中夹杂无数贝壳,色白而质脆,且皆系已劈开之单面,不类活贝之化石,故可确断为人类食余之弃壳,而此种贝壳之堆积层,亦即和欧洲所发现之“贝冢”（Shell Mound）相同,故亦可称为贝冢.贝冢之中常混有石器等物,此冢中亦发现甚多,现陈列于总督府博物馆.[2]（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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