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永远怀念新闻大师何微先生》：此文是一篇何微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今年是恩师何微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作为他的学生,抚今追昔,我倍加思念先生.
1960年,我考入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不久先生由北京调到西安担任西北政法学院副院长兼新闻系主任,并亲自为我们授课.当时西北政法学院开设新闻专业,是西北所有高等院校中唯一设置该专业的高校,目的是要为西北地区培养一批本科毕业的新闻人才.但初创之际,不仅没有现成的教材讲义,而且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幸运的是,何微先生1962年走马上任.他早在解放前就是名记者,为解放区培训过新闻人才,建国初于中国人民大学讲授过新闻学.先生到任后,不仅组织人员编写教材讲义、开设讲座,还为解决师资问题南北奔波.首先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生中选拔桑义燐、孙欣伟任教（均为著名新闻学家王中的高足）；又聘请人民大学著名新闻学家甘惜分、张隆栋、郑兴东来校授课,使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成为师资实力颇为强大的一个专业.当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全国高校院系处于调整压缩之中,西北政法学院一些专业也都放了长假.不少人提出要取消新闻专业或者改为三年专科,以减轻经费压力,一时人心惶惶.先生挺身而出,力排众议,不但将新闻系本科专业保留下来,并坚持按教学计划,上完所有专业课程,使我们顺利地完成学业.1964年毕业后,我们这一级学生全部分配到和省、市新闻单位,成为当年中国新闻事业的一支骨干力量.
从1978年开始,我结束了“”下放生涯,重新回到西安日报社（此时尚未改晚报）担任记者,而何微先生此时已调任《陕西日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由于同在西安市,我和同学们便经常去看望先生.次年5月,我们报社组织省党校部分学员召开了一个形势座谈会,并在会后头版头条大篇幅地作了报道.报道中对极“左”思想进行了尖锐批判,为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大造舆论.文章见报后,引起了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同志的高度重视,亲自打电话询问何微先生为什么《陕西日报》没有报道,先生随即电话问我：“陕报记者谁去了?”我告诉他：“座谈会是我们报社组织的,所以,没有邀请陕报来人.”先生将此情况如实回复马文瑞同志,马文瑞同志指示陕报要立即转载.次日,陕报在头版头条全文转载了这篇报道.对此,先生几次夸奖我：“做做到好,有新闻记者的敏感性.”此后,我与先生接触颇多,从而有幸多次聆听先生教诲,受益匪浅.其中有些事很值做到一提.
一是先生一贯坚持新闻有学.建国后在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受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导思想影响,自上而下认为报纸是无产阶级的工具,没有新闻专业知识的人也能当记者、编辑,否认新闻有其自身规律,错误地认为只要能配合政治宣传任务就可以办好报纸.也正是在新闻无学思想指导下,60年代初西北政法学院就要砍掉刚刚设立的新闻专业,先生力排众议,保留了这个专业.其实先生早在建国前,就在解放区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新闻学文章.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新闻界思想解放,不同的新闻学术见解在交锋中时现糊凃观念.何先生不但写出《新闻研究纲要》一书,还主编了《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研究文集》,并先后执教于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亲自授课和带研究生,培养了大批新闻人才.
二是先生名震中国新闻界,又平易近人,清正廉洁.他是一位副省级官员,但从不要分给他的大房子,直到去也住在只有七八十多平方米的居室里.他对新闻界发生的各种腐败行为,痛心疾首.90年代中期,我针对这些腐败行为和各种不良倾向,先后撰写了《是做党的喉舌,还是做钱的喉舌?》《传媒要和企业保持距离》《书记应该怎样管报纸?》等论述文章.每当在观点拿不准请教先生时,他总是首先认真通读,然后指点修改.比方对多篇文章中批评新闻界方方面面存在的严重腐败,投稿给新闻杂志时责任编辑颇多迟疑.我去请教何老,何老听说：“你写的这些问题是不是事实?”我说：“存在的事实比我讲做到还严重.”他说：“那就不要怕,我认为可以发表.”我在全国首先公开提出传媒某种程度上变成了“钱的喉舌”就是在何老支持下,刊发于《新闻研究》,并被收入1997年《中国新闻年鉴》.这个看法,也为尔后的事实所证明.先生多次谈到报纸要为人民服务,鼓励我要旗帜鲜明地从理论剖析新闻业出现的丑恶现象.有一次,何老在审阅《书记应该怎样管报纸?》一文时,感慨万分地说：“党要求报纸和保持一致,从来没有人讲过报纸和地方党委书记保持一致.如果地方上书记能尊重新闻规律,能正确支持报纸,报纸就好办.但有时并不是这样,外行管你,只要你听话.你文中认为书记管报纸主要是管方向,而管好报纸最有效的办法是任命合格社长和总编辑.这观点是对的.”何老曾在全国做过调研,合格的总编辑有之,但不合格者也大有人在；认为任命既懂新闻理论,又懂新闻业务、作风正派的同志当总编辑,是书记管报纸最省力、最有效的科学方法.
三是为新闻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生辞世的前一年,西安市记协举办了一次新闻学术论文评比会.期间想请先生出任评委,当时先生已83岁高龄,因病正在住院治疗.我们知道这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因为事先要一篇一篇审阅文章并作出评语,所以担心先生会婉辞,不料听我一说先生竟爽快地答应了.我们将78篇稿子交给先生,他在医院治疗中,每天将枕头垫在沙发背后,半坐半卧,一字一句地认真审阅,并为全部稿件写出评语.其认真负责之态度,不亚于当年在总编辑任上.到开会时,先生也欣然带病出席.事后,我去看望并向恩师致谢,先生却说：“不用谢,我自己就想这么做,我自知来日无多,总想为新闻事业发展多做点事.”又说：“近年来新闻队伍急剧膨胀,总体素质不高,不少编辑记者甚至总编理论水平、业务水平都很低.这次通过这78篇文章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我已经不能做事了,只期望各个新闻单位都能重视这一现状.狠抓队伍建设,抓理论学习和业务培训,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素质,这样才能提高报纸的质量.”
（作者系西安日报社高级记者、有突出贡献专家.本文写于2016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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