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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学研究的田野调查中,郭净最初发现了一个看不见的乡村,这激发了他对影像权利的深入思考,并促使他十几年致力于村民影像的参与式行动.
这种行动和研究,最终也让他受益匪浅,使他得以从“解放者”的眼光中解脱出来,获得了“观察者”的自由.
在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净经常碰到当地村民提出这样的要求：“让我也拍一拍！”后来他发现,最让他们兴奋的,正是那些反映他们生活的纪录片.
郭净1996年开始接触到纪录片,此前一直在云南、西藏从事人类学研究.同年,因为参加云南电视台的民间艺术拍摄计划,郭净和项目组成员开始接触纪录片制作,并成立了“azara影像工作站”.
2000年初,他们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了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一个主要的项目就是开展“社区影像”的尝试,鼓励当地人拿起摄像机记录家乡的文化.郭净是该项目的主持人,也是参与者和见证者.
“影像应当给予民众一种声音,而不只是一种信息.”基于这样的认识,一群关心社区建设的云南学者在西部偏僻的乡村开展“社区影视教育”的参与性研究,帮助当地村民利用影像工具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并利用这些作品,进行本土文化的教育与传承活动.
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经常有人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把影像这种外来的东西引入村里,改变当地人的生活?”
郭净给出的是一个怎样的答案呢?
看不见的西部乡村
其实早在课题组到来之前,现代影像早就渗入了当地社区生活.
学者们在很多乡村目睹了这般景象：每天晚上都有人聚集在一户人家堂屋里看电视.在一个神山脚下的藏族村庄,拥有电视和VCD放映机的活佛家成为全村人晚上聚会的场所.大家从吃完晚饭,一直看到夜里十一二点,有的人边看边喝酒、聊天,有的甚至当场睡着了.
课题组成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学者章忠云（熙绕桑波）深入调查茨中村影像历史发现：茨中人接触影像最早可以追溯到1953年初,村里几位老人还记得,他们十来岁时,县里有个放映队,第一次来村里时,村里人都去看稀奇,记得放的第一部影片是《草原上的人们》,当时村里懂汉语的人极少,放映的时候,两位师傅轮流把影片里的对话在话筒里解释给大家听.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电视机、录像机、VCD的普及,来自主流渠道（电视台、盗版光碟）的产品渗入到这个村庄.“这些产品既展示了外部世界的奇妙,让大多数没出过远门的村民长了见识,也提供了一种现代物质生活的幻象.但其中所包含的价值观与生活形态,都远远脱离当地民众的传统.”郭净说.
在郭净看来,这个地区的民众一直在受到影像的熏陶,充当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却从来没有通过影像发表看法的权利.影像对于他们,仅仅是一种信息,而不是一种声音.就连课题组自己所拍摄的影像,也同样带有外来者的视角,很难深入地揭示社区工艺、信仰、生产活动的细节,更难准确地捕捉村民的思想和行为变化.乡村的民众,他们的生活成为别人的影像资源,而他们除了被动地观看,很少能利用影像发声,利用影像为自己服务.
“影像应该传达谁的声音,为谁服务?”这是郭净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的一个问题.
将摄像机交给农民
1999年,郭净有机会参加一些社区发展的国际项目,并从TNC、CBIK等非政府组织那里接受了参与式研究的培训,从事了很多实际调查.这期间,他才从理论上思考“为谁拍摄,拍给谁看”的问题.
在与民间NGO接触的过程中,他了解到1991年由云南省生育健康研究会主持、福特基金会赞助的“妇女生育卫生与发展”项目,帮助云南53位农村妇女自己拍摄她们的生活场景,用照片故事表达她们的要求,影响生育健康的决策.“这启发了我们开始认真思考影像与参与式教育的相互关系.”
郭净曾跟着昆明附近的大花苗学了一段时间苗语苗文,虽然没有学好,却融入他们的语言情境中,体验到了陌生的思想表达方式.“在学术的和NGO圈子里,专家有时会扮演解放者的角色.可在本土的语境中,我们这些外来的‘专家’变得有点‘弱势’,说话不再信心满满,甚至时而丧失了演说的机会,成了旁听者.”
与此同时,一个被称为“DV运动”的纪录影像风潮在中国的城市青年中流行起来.许多人拿起家庭用数码摄像机,去拍摄以前不为人关注的边缘人群.作品虽然有的粗糙,有的标榜时尚,但其中最好的部分,却对影像的权利提出了疑问,而且明确地主张影像的民间化,致力于个人的影像表达.这对于郭净无疑具有启迪的意义：“我们理解的民间,包括了乡村的个人和社区,将影像制作的权利,以及利用影像开展公众教育的权利交到他们的手里,多样化的声音便在屏幕上出现了.”
2000年到2003年,来自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一群志同道合者,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在云南藏区开始实施“社区影像教育”项目.此后十多年,社区影像在各地发芽生长,在乡村之眼、卡瓦格博文化社、香港社区伙伴、草场地工作站、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雅安市乡村摄影协会、上海爱拍工艺影像发展中心等机构推动下,蔓延到云南、四川、青海、山西、贵州、河北、广西和上海,不仅出了一批作品,培养了一批作者,而且还出现了摩梭人和藏民自己举办的本土影像展.
2009年,北京学者崔卫平在昆明参加了名叫“云之南”的民间纪录片影像展,在“纪录影像与乡村社会”关于社区影像的讨论,让她印象颇深.
崔卫平在一篇文章*绍了郭净这位瘦削而笑眯眯的云南学者：“郭先生常年来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自己拍摄纪录片并主持过社区教育项目的纪录片工作坊,是这个领域中的率风气之先者,并写得一手好文章.他并不急于显示自己的观点与力量,将社区影像的讨论主持得既轻松又有节奏.”
香格里拉的先行者
社区影像（后来也叫乡村影像）之所以发源于云南,是对现实逼迫的一种回应.
郭净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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