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辩证抵抗》：本论文主要论述了辩证抵抗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编者按：2014年8月9日,由中国作协港澳台办主办的“2014两岸文学评论工作会议”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参见封三）,两岸近三十位文学评论家就双方互读互评的论述展开了热烈的学术对话,双向两两对应的评论,显示了双方文学场域的共性和差异,在交流中既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惊喜,也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收获.本刊主编被邀和会,并从中选了大陆青年评论家杨庆祥、房伟对台湾作家的论述,选取台湾青年评论家徐秀慧、彭明伟和杨佳娴对大陆作家的评论,以飨读者,敬请垂注.
我第一次读胡淑雯的作品,是在2009年.那是发表在张悦然主编的主题书《鲤 孤独》中的短篇小说《浮血猫》,这个作品特别的气息让我稍感陌生,同时也对胡淑雯这个作家发生了很大的兴趣.这期间陆续想找一些相关的作品和资料来阅读,但可惜一直没有找到太多,2013年去台湾地区参加“两岸青年文学会议”,我本来以为可以见到她本人,但遗憾的是还是没有见到.所以直到目前,我读过的胡淑雯的作品仅仅只有两篇短篇《浮血猫》和《不曾发生的事》,后者同样发表在《鲤》的另外一期上,还有一篇《前进》文学杂志的人物专访,一篇骆以军和胡淑雯关于《太阳的血是黑的》的对谈,后两篇是我在豆瓣上阅读到的.如果要做一个作家全面的研究,这些阅读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好在胡淑雯很年轻（网络信息显示其生于1970年）,文学史式的全景研究未来可期.我在接下来的文章中,仅仅想谈谈我对其两个短篇小说——尤其是《浮血猫》的感受,鉴于我对作家、背景和社会环境完全“无知”的前提,这一阅读也许正好符合“新批评”的要义.
一
《不曾发生的事》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讲述“我”的办公室遭遇——她遇到了一个患有妄想症的上司,执着地认为“我”爱上了他.为此“我”想尽一切办法来证明这是一件子虚乌有之事,但不过是一次次加深彼此的误会.如果没有一个隐藏的前提,我们也许可以将这个故事理解为一般流行意义上的都市恋爱剧,在轻度的喜剧和诙谐色彩中达到某种戏剧性的效果.但胡淑雯显然志不在此.在这个故事开始的“前故事”中她有所交代：原来叙述者“我”也曾经是一个妄想症的“精神疾患”.那么,当一个妄想症患者指认另外一个人是妄想症患者,我们究竟应该相信谁?“我”显然既不能取信于他者,也无法取信于自我,她不得不求助于书写,并通过讲述的方式来达到治愈的目的——“于是我到了这里.在书写当中向你现身,和你相聚”.
这个故事在表面上有一定的讽喻色彩,有一种卡夫卡式的情绪,它可以被解读为一则现代人生存的简短寓言,“我”不过是另外一个测量员,永远无法抵达那座叫作“真相”的城堡.但同时,这个故事也呈现为一种心理的结构,我们可以视整个故事为“独白式”的自我陈述,好像是精神患者在面对医生——在故事中被指认为一个毫无来头的李教授——在讲述自我的创伤性经历.小说在这里试图回答某种起源性的问题,即认为人类从一开始就已经被异化,而语言,因为和起源的相关而具有某种神秘的疗愈功能.“卡夫卡的人猿猴,以人类的语言追忆过去、身为猿猴的感受.但是他说自己再也回不去了,再也无法重探猿猴的精神状态.”这一分析显然带有浓郁的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的色彩.“他人即地狱”也许就是一个妄想症患者最真实的存在状态.
胡淑雯告诉我们这些都是“不曾发生之事”,以语言和讲述之“有”来描述不曾发生之“无”.这是胡淑雯刻意向我们玩弄的解构主义的故事游戏.这让我想起罗伯·格里耶的电影小说《去年在马里安巴》,作品中的女主角同样遭遇到了一个妄想症患者,但不同的是,在妄想症患者的反复陈述中,女主角相信了一切,包括一场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的爱情.胡淑雯或许从这个作品中得到了灵感,他们同样处理了语言、讲述和内在自我的关系等同样的命题.但需要指出的是,至少在胡淑雯的这样的一次讲述中,我们除了得到一些精神分析式的片段印象之外,好像并不能加强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即使在最低的限度上,也不能抵御如布鲁姆所谓的个人的孤独.既然如此,文学何为?据我了解,不仅仅是胡淑雯,一些其他的台湾青年作家,比如伊格言的一些作品,也有这种将社会历史彻底个人化、碎片化或者精神分析化的倾向.出现这种美学倾向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其文学史谱系和现实针对性为何?会不会造成一种写作上的单一性?这是我在阅读这些作品时感到比较困惑的地方.
二
相对于《不曾发生的事》几乎以内在化的“我”为视角进行叙述,《浮血猫》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视角,虽然叙述者在某种程度上还被隐在的“我”所影响,但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试图摆脱过于“内在化”带来的局限,而将视野扩展到了社会层面的书写.这两者的重叠在某种程度上结构了故事的多个层面.在第一个层面上,这个故事起源于一种童年的创伤经验以及对这一经验的治疗.五岁的女孩殊殊在和邻居小男孩性游戏时被男孩的父亲撞见,缺乏同情心和理解力的父亲（代表了某种愚昧的权威?）对男孩实施了直接的惩罚,为了让这种惩罚更加有力,父亲更是残忍地将刚刚出生的小猫——还浸在胎血中的幼猫——摔死：一只、二只、三只.在女孩后来的回忆和追叙中,这一段经历不过是自我“清纯的冒险”,但为何却不能为世俗的世界所接受?因此她常常回到这一关节性的事件,在所有的成长小说中,关节性的事件总是构成了意义的要点,推动着人物的成长和故事的演进.但这仅仅是故事的第一个层面,虽然胡淑雯将这一层面视作她故事的诗眼——她以浮血猫命名这个故事正是提示我们这一点.万幸,故事还有另外一个层面,那就是女孩殊殊和鳏居老人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同样懵懂无知的女孩遭遇到了老人的性骚扰,关键问题是,在女孩的意识里,这并非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她几乎是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老人的骚扰.最后之所以“东窗事发”,并非女孩为了揭露老人的“罪行”,“她只是嫌他烦,嫌他烦而已”.这里的潜台词非常有意思——因为这种“烦”可能是暂时的,也许过了几天,在几张漂亮的糖果纸的诱惑下,女孩又会乐意接受老人的骚扰.这种“道德中立”或者悬置“道德审判”的书写态度非常有意思,她超越了简单的女权主义的“控诉”和“审判”模式,在那种简单的控诉和审判模式中,女性被设定为“受害者”和“弱者”的角色,用口诛笔伐的方式对男权世界进行批判.但殊不知正是在这种自我角色的设定中,反而是更深地落入了男权社会的逻辑：——原来你（女性）果然就是一个弱者,一个需要被男性或者更高的权威保护的人群.在这个意义上,《浮血猫》最精彩的部分并非女孩因虐杀幼猫而产生的心理阴影,这不过是一个精神分析的并不罕见的案例,它充其量能构成一个如《不曾发生的事》那样的小说;它最精彩的部分在于小说中的女孩最后长大成人,在公交车上偶遇当年骚扰她的老人,她居然主动——请注意,是“主动”——找上门去,为这个“猥琐不堪”的老人洗澡、甚至 .我摘录小说中的几处描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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