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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元好问文章概念及其内涵和南宋文章家的文章概念和内涵存在复杂关系.元好问将文章和经学、史学相提并论,强调渊博庞杂学问和文章之关系；而南宋理学思路也得以延续,他将心性工夫引入文章创作论,在美学风格上则以自得平淡为归依.和宋儒相比,所崇尚的学问更加磅礴,所推重的性理之学更加驳杂,这是对文学史的总结,也体现了元好问晚年的文学主张.元好问在文儒结合的框架内构建文学史,《中州集》小传建立了涉及学问、字画、文章、政事、德行、求道、谈辨、逸行、师承等方面的儒者评价体系.
关键词：诗文性理自得平淡中州人物
文章这一概念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沿用至今,含义复杂丰富,到宋代出现大量文章学著作,多以“文章”为名,如真德秀有《文章正宗》,李耆卿有《文章精义》,谢枋得有《文章轨范》.其中《文章正宗》分辞命、议论、叙事、诗歌四类,精选范文,有夹评,也有总评,选文大多记事说理,文采斐然,甚至能突出人物形象.著作所遴选诗歌显出理学家口味,《文章正宗提要》中说真德秀和刘克庄师徒是“道学之儒和文章之士各明一义”,顾炎武《日知录》也认为真德秀选诗“以理为宗不得诗人之趣”,虽然《文章正宗》讨论诗歌这一文体,但偏向于理学家趣味.
《文章精义》则将文章分为圣贤之文、史官之文、文人之文,探讨源流,玩味文风,分析章法,即《文章精义提要》所谓：“其论文多原本六经,不屑于声律章句,而于工拙繁简之间、源流得失之辨,皆一一如别白黑,具有鉴裁.”《文章精义》也将诗歌纳入文章范畴,甚至强调它们的同源性和彼此影响,它说：“《诗经·云汉》有耗敦下土,宁丁我躬’之句,退之、永叔《祷雨文》遂各演作一篇,其实皆自《云汉》来,然不逮远矣.”但依然以论文为主,针对“时文之陋态”而倡古文.论诗中虽然也注意到诗歌的艺术风格,如“《诗经·生民》篇如庐山瀑布泉,一气输泻直下,略无回顾,自‘厥初生民’至‘以迄于今’只是一意.”但更多地留心于诗歌的忠孝或人理,认为杜甫诗忠,山谷诗孝,推崇陶渊明之诗自理趣中出,“《选》诗惟陶渊明,唐文惟韩退之,自理趣中流出,故浑然天成,无斧凿痕.”显然《文章精义》讨论诗歌这一文体也是偏向理学家趣味.
至于谢枋得《文章轨范》乃是为举业而作,但深得古文之法,主要批注圈点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文章,于诗歌则没有论及.不难知道,上述诸家的文章含义包括古文和诗歌,且二者可以同源共生,但更侧重于指称“古文”,偶尔涉及诗歌,也倾心于理趣十足者,而在文论和创作中重视道统、文统和艺术技巧.
南宋和金政权隔江相望,文化学术的交往频繁且深入,元好问文学创作和诗学思想个性鲜明,但也受南宋人影响,其文章概念也是如此.元好问《诗文自警》中多次提到文章这一概念,也多次引用南宋人论文言论.《中州集》中所见“文章”一词约有42处,其中元好问在小传中运用此词较为普遍,并有相对稳定的含义.元好问文章概念及其内涵和南宋文章家的文章概念和内涵存在复杂关系.
一
文章和经学、史学等相提并论,强调渊博庞杂学问和文章之关系.如在王若虚小传说：“自从之没,经学史学文章人物,公论遂绝,不知承平百年之后,当复有斯人也不?”刘从益小传：“云卿博学强记,于经学有所得,为文章长于诗.”张太保行简小传：“(行简)词赋第一人,家世儒臣,备于礼文之学,典贡举三十年,门生遍天下等故天下言家法者,唯张氏为第一,言礼乐言文章言德行之纯备者,亦唯张氏之归.”这里所说的“文章”是在道德、经学、史学、礼乐等结构成的复古文化框架内的一个概念,写文章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并非小技,而是趋向于为人立身的根本之道,赵思文《吊同年杨礼部之美》中两句诗也可参证,“海内文章选,人中道德师.”㈣在文章和经史的关系中,它们地位等同,而经学、历史又补益文章,在此强调的是文化内涵深厚的文章,有着鲜明的重学倾向,但和理学家重学的纯正又大不相同.
元好问重视的是渊博的学问和庞杂的知识结构,术数、阴阳、医学、养生等学问无所不包,都被认为有资文文气,他在《中州集》中有意识地申发了这一思想.如王硐小传说传主“博学能文”,杨云翼也是“天资颖悟,博通经传,至于天文律历医卜之学,无不臻极.”萧贡也是“博学能文”,李治中则“高才博学,无所不通,为人滑稽多智,而不欲表表自见.工画山水,得前辈不传之妙”.高宪“幼学于外家,故诗笔字画,俱有舅氏之风,天资颖悟,博学强记,在太学中,诸人莫敢和抗.”雷渊渡河后,“学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王渥“博通经史,有文采,善谈论.工书法,妙于琴事,诗其专门之学.”耶律履“学通易太玄,至于阴阳历数,无不精究.”除简略说明学问淹博之外,在许多小传中或提及家学传承,或罗列著述,或叙写苦读深研,旨在昭示庞杂的学问和文章的关系.赵秉文和李屏山是南渡后文坛巨公,前者尚平淡,后者喜怪奇,风格不同,在文学观念上常有争执,他们经常酬唱应和,在文化上存在着深层的共同内蕴,那就是重学尚思,元好问发现了这一点.如《中州集》赵秉文小传说：
大概公之文出于义理之学,故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大诗,则沈郁顿挫学阮嗣宗,真淳简澹学陶渊明,以它文较之,或不近也.字画则有魏晋以来风调,而草书尤警绝,殆天机所到,非学能至.
元好问认同理学对文学的作用,在整体思路上沿袭南宋人,但内涵已经极大丰富.在他看来,学术和文学,其实,都是皮相而论,金代学术和文学的实质就是沉潜学术、包容杂糅,赵秉文也是如此.《归潜志》中记录了李屏山和赵秉文就儒佛异同的辩驳,“每日见,辄谈儒佛异同,相和折难.”既然经常辩驳,两人一定有精深的佛学修养和对儒佛融通的困惑.《归潜志》还说：“赵闲闲本喜佛学,然方之屏山,颇畏士论,又欲得扶教传古之名.晚年自择其文,凡主张佛、老二家者皆削去,号《滏水集》.首以中和诚诸说冠之,以拟退之原道.”赵秉文就本性来说喜欢佛学,但其官方的政治、文化身份使他愿意以正统儒者的面目出现,元好问所撰小传还原了一个真的闲闲公,而在其所撰《闲闲公墓铭》中评价也准确尚实：“慨然以道德仁义性命祸福之学自任,沉潜乎六经,从容乎百家.”可谓肆意六经,贯穿百家.
李屏山也是文坛巨公,又热心奖励后进,在他周围聚集了许多气味相投的文士,崇尚怪奇之风,“教后学为文,欲自成一家”,张晶认为：“他崇尚雄奇峭健的诗风,和他所主张抒写的‘悲愤感激之语’有内在的联系”,而李屏山在学术上纵横杂取,出入诸家的奇崛风范也为他诗学上的怪奇提供了深厚的学养,甚至可以说其学术品格和文章风调具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和赵秉文相较,李屏山更是深思博学,越出了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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